家训与家国之间

初春时节，江南的烟雨如约而至，细密地织起一层薄雾。我与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相约在他黄浦江畔的书斋见面，他向我展示了厚达几千页的钱氏家谱。作为钱氏家族的后裔，他身上有典型的江南士子气，温文尔雅，语速不急，神情沉稳。谈起电视剧及其原著《太平年》，他的目光突然亮了几分。

 

“太平，”他说，“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近期，《太平年》热播，将五代十国那段“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带回公众视野。这部剧聚焦于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惊天抉择。而我最想探寻的，并非单纯的剧集幕后，而是那个让钱弘俶在权力巅峰毅然转身的家族逻辑，一个家族和一个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带着这样的问题，我邀请钱文忠教授做客直播间。钱文忠关心的，不仅是剧中人物。他关心的是，一个时代如何从混乱走向秩序，一个家族如何在历史震荡中安身立命。而这恰恰与他所代表的钱氏家族的家训家风，形成了深刻的呼应。

提到钱文忠，人们往往想到他在央视《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讲解。但在他身后，还有一个绵延千年的家族传统——钱氏家训。钱氏家训源自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镠，他为子孙立下家训：心存忠厚，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太平年》中最震撼的一条叙事线，是吴越国最后一任君主钱弘俶“纳土归宋”。我问钱文忠怎么看待这一历史抉择，他缓缓说道：“如果从个人权力看，那是放弃；如果从百姓命运看，那是承担。”

公元978年，钱弘俶将吴越十三州疆土、军队、户籍悉数交予宋廷，亲自赴开封朝见宋太宗，史书称为“纳土归宋”。这一步，使江南免于兵燹，使吴越百姓不必再经历一次征伐。电视剧中，那一场送别场景拍得克制而安静：没有激烈冲突，只有沉默的目光。钱弘俶身着常服，表情并不悲壮，反而带着某种释然。

作为钱镠后世三十四世子孙的钱文忠说：“钱氏家训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显贵，而是克制。”克制什么？克制权力的欲望，克制奢华的冲动，克制家族扩张的野心。钱镠临终时叮嘱后人：不可与中原争雄，要顺应大势。结果吴越国平稳归宋，百姓免于战火。

“真正的家风，是能穿越朝代的。”钱文忠缓缓说道。《太平年》中所呈现的宋初政治智慧——削藩、文治、重士轻武，实际上也是一种克制。结束乱世，不再以军功为唯一荣耀，而以制度与文化立国。一个家族的自律与一个国家的自觉，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种气质。

我问钱文忠，剧中钱弘俶北上历练，亲眼看见北方饿殍遍野、人食人的惨剧，这是否就是他后来决定“不战而降”的心理底色？

钱文忠放下茶杯，微微摇头，语气平和却有力：“历史上的钱弘俶，远比剧里更深沉。他不是‘降’，而是‘归’。在那个皇帝轮番登场、人口锐减七成的残酷年代，吴越钱氏始终守着一个底线：保境安民。”他说钱氏先祖钱镠留下的，不仅是那块被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金书铁券”，更是深入骨髓的家训——“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这句词后来也被剧组主创奉为全剧的灵魂。

钱文忠告诉我，一部传世千年的家训，并非只是文人墨客的辞藻堆砌，而是血淋淋的历史经验。钱镠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要求子孙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须“鸣鼓而攻之”。他感慨道：“钱家为了百姓，连王位都可以放弃，这种对权力的淡漠和对生民的悲悯，是流淌在血脉里的。”

我问钱文忠，《太平年》给他最大的触动是什么？他沉吟片刻，说：“太平是代价换来的。”宋初的“重文抑武”政策，表面上是对五代武人乱政的反思，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创伤后的选择。钱文忠在直播间回应网友时说道：“历史不是爽文。”太平背后，是一代人的自我节制。剧中人物面对选择时，不少人都在“功名”与“秩序”之间徘徊。宋初士人阶层的崛起，不仅是政治结构的变化，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向——从以力取胜，到以文立世。

这恰恰与钱氏家训中的“以学立身”不谋而合。钱氏家族后世人才辈出：钱学森、钱锺书、钱三强、钱伟长、钱穆……他们分属不同领域，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以学问为立身之本。在钱氏家族生生不息的传承里，我看到一个家族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金银，是教育。

钱文忠在直播间讲述了许多同族前辈的故事，尤其是钱学森的报国传奇。他说，家国情怀不是口号，是责任。钱氏家训中反复强调“忠孝廉节”。忠，不是盲从；孝，不是溺爱；廉，不是贫穷；节，不是僵硬。它讲的是分寸。

《太平年》中人物面对朝廷与个人理想的冲突时，所展现的正是这种分寸。如何在大势之下守住人格，如何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如何在荣耀与节制之间找到平衡？真正的家国情怀，是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钱镠退让天下，钱氏家族千年延续。吴越归宋，没有血流成河，反而成就了江南的繁荣。

“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保全更多人。”钱文忠反复嘱咐这句话。

访谈临近尾声，我问钱文忠：“今天的我们，还需要家训吗？”他笑了，说：“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在信息汹涌、节奏飞快的时代，人更容易迷失方向。家训的意义，不在于回到过去，而在于给人一个稳定的价值坐标。《太平年》讲的是历史，但历史从不遥远。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乱”与“定”。

看着钱文忠翻开的钱氏家谱里那一串串历史深处的名单，我忽然想到，所谓“太平年”，或许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年份，而是一种传承。家训若在，家就不会散；家若不散，国便有根。也许，这正是《太平年》在荧幕之外，真正留给我们的思考。所谓“太平”，或许从来不是一个盛世标签，而是一种集体的自觉。钱氏家族的家训，《太平年》里的“纳土归宋”，宋初的制度修复——它们在时间长河中互相照应。

太平不是天赐，是一代代人努力的结果。从钱弘俶到钱学森、钱穆、钱伟长，跨越千年的文脉未断，大概是因为他们始终记得，在门楣之内是家人，而门楣之上，永远是家国。

 

（《人民周刊》2026年第8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