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集体经济“考场”当“秀场”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策赋能持续加码、资源投入不断加大，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不少村庄借此东风，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交出了一份份厚重提气的时代答卷。

然而，在这场关乎亿万农民福祉、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时代“大考”中，少数地方却出现了令人忧心的“跑偏”与“走样”。个别干部将严肃的“考场”异化为个人表演的“秀场”，用形式主义的“花架子”替代真抓实干的“硬功夫”。这种以虚避实、以次充好的歪风邪气，不仅严重背离了发展集体经济的政策初衷，更是在无形中侵蚀乡村振兴的物质根基，消解惠农政策的落地实效，最终损害的是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露头就打、坚决纠治，务求彻底根除。

拨云见日：深度剖析“秀场”背后的形式主义病灶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本质上是一项需要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来不得半点虚假，更容不下任何“表演”。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形式主义的“假把式”却披着各种外衣粉墨登场，其表现之多样、手法之隐蔽，尤须警惕。

“账面魔术”：粉饰亏空的数字骗局。个别地方通过虚增收入、隐瞒支出、违规列支等手段，将原本空壳或薄弱的集体经济账户包装得“硕果累累”，制造出脱离实际的纸面繁荣。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统计资料真实性、准确性的核心要求，也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关于集体资产监管的相关规定，是对集体资产监管底线的公然践踏。它让集体经济的基础陷入虚化，使得基于错误数据制定的发展决策如同空中楼阁，无法落地生根，最终损害的仍是集体和群众的根本利益。

“资金过账”：制造增收的虚假幻象。将各类项目资金、流转费用在村集体账户上进行短暂流转，通过“一转一进”制造出账面上的增收假象，而集体经济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增值。这种操作是典型的“数字游戏”，是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病灶的直观体现。根据《农业农村部门统计工作管理办法》，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属于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查处。它无法为乡村发展提供任何真实的物质支撑，反而掩盖产业发展的真实困境，误导上级的资源配置，延误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

“数据凭空”：应付考核的摆拍造假。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地方产业规模可以“无中生有”，资源数据能够“信手拈来”，严谨的考核验收沦为精心编排的“材料秀”。这种荒诞做法的背后，是对工作严肃性的极端蔑视，也是对群众知情权的严重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明确禁止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利益或者职务晋升，此类行为已触碰纪法红线。它不仅让考核机制本身失去意义，更让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基础陷入“失真”的泥沼，严重透支了广大群众对基层治理的信任。

这些行径绝非基层工作中寻求的所谓“小变通”或“技术性处理”，而是触碰纪法红线的“大祸害”。无论是粉饰亏空的“账面魔术”、制造幻象的“资金过账”，还是应付考核的“数据凭空”，其本质都是将集体资产当作个人邀功的“私产”与“道具”，最终啃食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侵蚀的是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

追根溯源：深挖“考场”变质的深层“病根”

严肃的集体经济“考场”沦为浮夸的“秀场”，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政绩观扭曲、制度执行虚化、考核监督缺位以及基层客观困境等多重因素交织发酵的必然结果。

政绩观扭曲催生造假“原始动力”。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干事创业中的集中体现。少数基层干部将经济数据视为个人晋升的“垫脚石”，陷入了多重认知与实践误区：一是“重始轻终”，工作只求“开了头”，不问“结了尾”，报表光鲜，实际项目却半途而废；二是“重短轻长”，急功近利热衷“短平快”的数字游戏，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产业培育，导致“一时的政绩”变成长远发展的“包袱”；三是“重显轻隐”，醉心于“账面魔术”这类表面功夫，对需要长期投入、见效慢的民生实事则避而远之；四是“重易轻难”，将填报数据、编造材料揽在手上，对棘手的产业培育、矛盾化解推给别人，缺乏攻坚克难的担当；五是“重局部轻全局”，为在考核中排名靠前，不惜以数据造假等方式牺牲全局公信力，换取局部的“虚假繁荣”。正是这种“唯数据论英雄”的畸形导向，使得上级指标层层加码、排名压力逐级传导，最终催生出“报表上的振兴”“材料里的增收”等荒诞产物，彻底背离了“服务民生、造福百姓”的发展初心。

制度悬空敞开造假“方便之门”。“村账乡管”等制度在某些地方沦为摆设，财务公开栏常年不更新，村务监督委员会变成只会签字的“橡皮图章”或“工具人”。健全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机制是关键环节。当监管机制形同虚设，制度便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这不仅为造假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让集体资产沦为少数人觊觎的“唐僧肉”，更导致基层治理的公信力在一次次监管失守中不断流失，为违规违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考核虚化纵容虚假“变脸表演”。上级部门在核查验收时，若陷入“看材料、听汇报、查台账”的窠臼，不深入田间地头、不走进村民家中、不核实实际成效，这种“闭门造车式”的考核，不仅难以发现问题，反而变相为“材料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间。当虚假数据与表面文章能够轻松通过验收，集体经济的发展便会在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客观困境倒逼造假“无奈之举”。一些偏远村庄既无特色资源，也无人才支撑，产业基础几乎为零，面对上级下达的“硬性增长指标”，少数干部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下，为了完成硬性任务、应付多头上级的检查考核，不得不走上“造数据”的歧途。与此同时，部分惠农政策在层层传导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未能充分结合村情实际进行细化配套，导致基层陷入“为了迎检而迎检”的恶性循环，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耗费在材料的“精装修”上，以“账面合规”代替“实际见效”。各类督查检查名目繁多，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留痕主义”的内卷，使得干部无暇顾及真正的产业发展。这种被动的“形式主义内卷”，虽然不能成为造假的借口，却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中“压力型体制”与“资源匮乏型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提醒我们在纠治问题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基层的实际困难。

正本清源：以硬核举措推动回归“实干”主航道

村集体经济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家底”，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所在，绝不是可以随意装点个人政绩的“花瓶摆设”，更不是可以肆意弄虚作假的“表演秀场”。要让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这一时代“考场”回归求真务实的正轨，必须拿出动真碰硬的决心，实施精准有效、靶向施治的“硬核”举措。

立体监督“无死角”，让集体资产在阳光下健康运行。整合纪检监察、审计、农业农村等多方力量，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清查。同时，积极借力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手段，搭建公开透明的线上监管平台，推动村级财务全流程记录、全过程公开、全方位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唯有构建起上级监督、部门监督、群众监督、技术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督体系，让集体资产的每一分钱、每一笔交易都暴露在阳光下，才能从源头上筑牢集体经济的根基，有效遏制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

雷霆问责“零容忍”，以雷霆手段斩断造假利益链条。对任何向集体资产伸黑手、在数据上玩数字游戏的行为，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根据2023年12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统计造假已被纳入党纪处分范畴，对涉及统计造假的党员干部将严肃追责问责。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更要倒查相关领导干部的监管失职责任，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唯有让造假者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才能让心存侥幸者望而却步，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维护集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鲜明考核“重实效”，以实干导向根除形式主义顽疾。要坚决摒弃“唯数据论”的简单化考核方式，坚持不看账面看实效、不看报表看民心。考核的重点应放在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集体资产的真实保值增值、农民群众的实际获得感与满意度上。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做到重终轻始、重长轻短、重隐轻显、重难轻易、重全局轻局部。以真实的发展成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核心标尺，才能引导基层干部将心思和精力用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来，让集体经济发展真正惠及最广大的群众。

全面赋能“强筋骨”，以疏堵结合激发内生动力。纠治形式主义，既要靠“堵”，更要靠“疏”；既要严查“乱作为”，也要帮助解决“不会为”。一是强化“造血”指导。针对资源匮乏、产业薄弱的村庄，应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力度，推动村企联建、村村抱团，引入职业经理人或乡村CEO，探索资源发包、物业租赁、合作经营等多种实现形式，帮助基层找到真实可靠的发展路径。二是开展精准培训。围绕集体经济项目的策划运营、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实务，对基层干部进行系统性培训，提升其真抓实干的本领，让他们不仅有想法，更有办法。三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在鼓励基层大胆探索符合实际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时，明确容错边界，允许在改革创新中试错，而非只看结果、不问过程。通过正向激励与能力提升，让基层干部从“怕干事”转向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真正从源头上消除造假的客观诱因。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征程中，容不得半点花拳绣腿、表面文章；在推动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实践中，掺不得一丝弄虚作假、数字注水。每一个失真的数据，都会透支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每一场虚浮的表演，都会侵蚀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

广大基层干部唯有彻底摒弃浮躁心态、坚决扛起实干担当，时刻对照“五重五轻”画像反躬自省、校准偏差，把集体家底管实、把增收项目做实、把民生福祉办实，才能让村级集体经济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农民安居乐业的压舱石。坚守为民初心，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方能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时代“考场”上，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实践检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

（作者单位：巴中市营商环境和数据局）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