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建城史铺就古都文脉,八百余年建都史凝聚时代风云。当严肃的史料从典籍里活起来、从档案馆走出去,如何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历史故事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给出了答案。
这套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以两百多个故事为载体,倾情讲述北京的历史变迁、风云人物、文教记忆与商贸烟火,打破了学术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近日,本刊记者对话“北京历史故事丛书”幕后创作团队,探寻他们如何用匠心与坚守,将厚重史料打磨成有温度、有趣味的“故事书”。
“北京历史故事丛书”主审刘宗永:
以书为桥,让北京历史从学术走进大众
北京市方志馆馆长刘宗永表示,方志馆是一个集收藏、研究、展示、宣传、教育于一体的公共文化平台,这一职能定位与丛书“学术严谨、表达通俗”的创作初衷高度契合。以书为桥,方志馆可以打造成为串联专家、作者与读者的核心纽带。“我们要做的,就是搭建一座桥梁,让专业的历史研究,以大众能接受的方式落地。”
“丛书”的五册书籍并非同步完成,而是在集体攻关的背景下,兼顾个人创作,最终形成集体成果与个人智慧交融的作品。“专家团队负责选题确定、篇目规划、史实与文字双重审核,执行主编则对内容负责,从搜集材料、搭建框架到逐字修改,全程亲力亲为。”刘宗永认为,这种“集体+个人”的创作模式,既保证了丛书的整体性与严谨性,也能保留独特的表达风格。
刘宗永表示,推动史料变成通俗读物,核心在于平衡“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关系。团队在论证阶段就明确原则:不写泛泛的中国史、元史或明清史,而是聚焦北京城市史,少写宏大叙事,多挖掘与北京城市发展、市井生活紧密相关的细节,建立严格的选题标准,避开熟烂题材,为每本书精心设置原创篇目,填补相关历史科普的空白。
“开头要求单刀直入,结尾注重升华主题,语言上力求准确优美、生动简明,注重刻画人物个性,摒弃平铺直叙……”将史料转化为故事,绝非简单的文字改写,而是一场去粗取精、化繁为简的匠心运作。在可读性的打磨上,刘宗永与团队也总结了诸多技巧。
《远古走来的大国之都》执行主编王韧洁:
让数十万年北京史像一本“个人相册”
该书时间线跨越数十万年,梳理北京从原始聚落到大国之都的浩瀚历程。对此,执行主编王韧洁确立了清晰的三层主线——人、城、都。
“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从周口店的第一堆文明之火,到他们的遗存与丧葬礼仪。“城”,是北京的城市起源,以及此后北京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南北交流融合的北方重镇。“都”,则是全书的重中之重:北京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如何被确立,如何规划、营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这条主线就像造船的龙骨,是所有篇目选取的框架。”王韧洁告诉记者,有了龙骨,还要填充血肉。在漫长的历史中甄选“经典瞬间”,参考的是关键性、独特性、故事性这“三把尺子”。
她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金代迁都燕京。完颜亮下诏迁都后,朝臣反对。一次宴会上,完颜亮故意对亲信说:“我种了二百株莲花,为什么都死了?”亲信回答: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上京寒冷,燕京地暖,自古就是兴盛之地。这番对话看似闲笔,实则为迁都制造舆论,又极具故事张力。
第二个例子是元大都。书中选取马可·波罗的视角:大都城里汇聚各国商人,运载奇珍异宝的车辆川流不息,仅运送丝绸的每日就有上千车;城中还用桑树皮造纸币,很受大家欢迎……生动的细节描写让大都的街道跃然纸上,直接具象化了。
王韧洁把选定的瞬间比作个人相册:“我希望读者可以看到北京不同时期的面貌,能体会到历史的同情、悲悯和慨叹,这种情感才是真实的、深厚的。”
《风云人物激荡京华》执行主编张柳:
被历史选中的风云人物,反映城市的精神气质
三千年间,约50位与北京密切相关的风云人物,如何筛选?谁的故事让写作者“动容到骨子里”?《风云人物激荡京华》执行主编张柳表示,团队确立的总标准很简单,不是看名气大小,而是看他与这座城市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在关键节点上留下了什么。
谈及写作过程中让自己尤为动容的人物,张柳分享了三个类别。
第一类: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人——完颜亮、永乐帝朱棣。
“他们让我感受到人的力量有多强大。”两次迁都,两次北京命运的转折。完颜亮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朱棣把明朝的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开启“天子守国门”,也开启了北京此后几百年的都城史。可以说,帝王利用政治权利进行的“顶层设计”,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类:骨头太硬的人——文天祥、王懿荣。
“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们有一定历史局限性。时代走到了这里,他们坚守的价值观也许已经改变了。”张柳认为,读这类人物的历史故事,可以启发读者的辩证思考。正是因为这些人对自己价值观的坚持,面对时代浪潮的坚守,越发显得悲壮。
第三类:乱世能臣——沈家本、陈璧。
“他们都在乱世扛起了责任。”张柳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风云人物逃不开时代的背景。“时势造英雄,乱世也会凸显一些人对家国的赤诚:清末沈家本力图通过法制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陈璧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挺身而出,维护京城秩序,主持京城重建。他们这种担当,十分难得。”
《异彩纷呈的文化艺术》执行主编高希:
“文化血缘”与“雅俗共生”
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从纳兰性德的词章到天桥的相声,从宫廷戏楼到兔儿爷泥塑……上千年的北京文艺史,浩如烟海的人物与作品,如何筛选?
“紧扣与北京的文化血缘。”《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执行主编高希总结选材原则,并将入选对象分为三类,包括土生土长的北京创作者,生活在北京、创作根基在北京,以及北京比较有特色的艺术门类或艺术品。“陈子昂和曹雪芹都不是北京人,但他们作品的创作过程、流传过程,诸多细节都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还包括融合了徽、汉、昆等各种腔调并在北京形成国粹的京剧,兔儿爷这些深入老百姓生活的工艺美术。“我们大量参考权威文献,核查史实,最终精选43个故事,以点带面,梳理北京文艺的发展脉络,展现老北京的文化符号。”高希表示,北京本身就是一个孕育多元文艺的土壤。作为都城,它吸引天下文人墨客英才汇聚,诗词书画尽显大雅风采。同时,皇城宅院与胡同街巷并存的多层次社会环境,又孕育了充满烟火气的“俗文艺”。
高希认为,这本书与其他分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接近人的精神世界。在她看来,雅与俗在北京从来不是割裂的。“我们在材料中看到大量的互动。宫廷的文艺形式会流传到民间,民间的工艺智慧也会被宫廷发掘、吸纳。”高希说,这种互动是北京文艺发展的常态,“我们的编写不过是忠实于史料,既展现雅致的格调,也体现俗文化的鲜活。”
《绵延厚重的文教记忆》执行主编高潇潇:
把北京教育史的闪光点具象化
著名学者陈平原在“丛书”序言中提到,“文教记忆”和“商贸昌隆”会让读者更容易读到趣味性。高潇潇深表认同。
从燕山书院到京师大学堂,上千年北京教育史,很多史料只剩“一句话”。如何在残章断简中打捞出40多个教育事件和人物故事?《绵延厚重的文教记忆》执行主编高潇潇认为,第一是锚定关键节点,捋顺教育发展脉络;第二是聚焦典型价值,尤其看重教育思想的流变;第三是兼顾时代意义,关照现实,比如选取与祖国统一、中西碰撞相关的故事。
高潇潇告诉记者,写作中最大的困难是元朝之前的史料极少,唐朝以前就更少了。“我写唐朝檀州官学,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只有一句话:韦弘机建立了檀州官学。”但檀州官学是北京地区第一个官学,意义重大,不能不写。为此,他查阅大量研究唐朝教育的相关文献——虽然研究多集中在长安、洛阳,但教育制度是普惠的。参照这些资料,基本复原出檀州官学的形制、课程和制度。“这一篇可以说是首创,以前没有的。”
此外,因为北京在辽朝之前,一直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的边陲军事重镇,武学盛行。他力主加入“武学”篇章。“市面上能看到的北京教育史可能只有三本,专业性都很强。我们从教育史中提取了很多闪光点,把教育思想、学校、学生、课程都具象化为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个事件。所以,这本书应该是北京教育史上第一本真正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
《商贸昌隆数繁华》执行主编谭浩:
“紧扣繁华“与“详今略古”
从刀币的流传到洋行林立,从东安市场的诞生到“鬼市”里的旧货交易,三千年北京商贸史,如何在浩瀚史料中打捞出44个故事?“紧扣繁华,详今略古。”《商贸昌隆数繁华》执行主编谭浩用八个字总结概括,“在具体点位设计上,既要考虑故事性、资料性、趣味性,又要能反映商业特色。”
“我们设置了44个篇章,对北京商业发展做了脉络梳理。”谭浩说,从春秋战国到清末,越往前越简约,越往后越丰富。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安禄山当“牙狼(中介)”的冷知识,以及纪晓岚去“小市”淘烟枪的市井传奇。
元朝之前的商贸资料极少,相关研究也不多,但书中仍设立了6个篇章,力求生动复原。“写汉朝商业,可能就寥寥几句话。我们只能靠这几句话再去挖掘。比如从公孙瓒‘继承首富’的记载里找线索。”谭浩说,历史书上轻飘飘翻过一页,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很多人的一生就剩三两句话,“浩瀚历史,大多不留痕迹”。
面对史料不足的问题,谭浩和团队将研究方向转至诗歌和绘画。以清朝《竹枝词》为例,这种通俗化的诗歌,记录的全是世俗风景、市井烟火。《竹枝词》里写过崇文门外月牙墙的“荷包巷”,人山人海的商贸盛况跃然纸上。还有明朝的长卷《皇都积胜图》,从广宁门一直画到居庸关,正阳门外的繁华场景从中得到鲜活佐证。“通过这些‘非传统’史料,提炼一座城市聚人、聚货、聚商的烟火气与生命力。”
(《人民周刊》2026年第7期)
(责编:张若涵)

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