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诺亚方舟”的展示空间

在上海市虹口区，至今仍保留着一大片犹太难民故居建筑群。而在长阳路62号，有一座专门展示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的历史遗迹纪念馆。它于2007年以摩西会堂旧址为核心建立，经2020年扩建，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该馆展示了1000多件文物史料、160个相关历史人物故事、10余个复原场景。2024年8月，这座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2026年5月31日，我应邀再次来到这座非常熟悉的纪念馆参观时，陈俭馆长早早在馆门外等候。说我对该馆非常熟悉，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10多年前，我就应陈俭馆长邀请，担任该馆历史顾问，多次来这里讲学授课、研讨展陈大纲、评审文物等业务工作。特别是我建议对该馆现存于区档案馆的珍贵文物进行逐一研究和建档，并申报国家一、二、三级文物定级。经此工作，该馆现拥有国家一级文物10件、二级文物5件，以及一般文物千余件。在此过程中，我加深了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增进了与该馆领导、员工之间的情感联系，成为编外“馆员”。

 

走进馆内，有一面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特别醒目。它总长45米、高2.4米，灰白色的墙体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的名字，美籍华人艺术家、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艺术顾问何宁参与了相关项目的策划与监理工作。这面名单墙于2014年9月3日建成，初版名单墙上刻了13732个名字，是以上海犹太难民索尼娅·穆尔伯格的著作《逃亡上海》中收录的一份1.4万余人的名单为基础，结合这座纪念馆陆续收集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经过索尼娅考证后得出的。2020年，墙上的名字增至18578个。2025年，又增至19672个。墙体中间有一组白色的纪念性雕塑，它用做旧的铜板和浅浮雕结合的手法，展现了犹太教徒、老年妇女、中年男子、儿童以及青年男女等6个犹太难民形象，分别代表信仰、苦难和爱、坚定和未来、光明和希望，以及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这尊雕塑上半部分是飞翔的海鸥和黄浦江水，寓意着跨洋而来的犹太难民曾经生活在黄浦江畔的上海。陈俭馆长告诉我，近年来，许多当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难民及后裔，在名单墙上找到自己或家人的名字时都十分激动。这面名单墙已成为该馆联系犹太难民及后裔的重要纽带。

这座纪念馆的布展很有特色，空间利用好，小中见大，立体丰满。由于是旧建筑物改造利用，展厅面积小，但展览设计者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照片、史料、实物的巧妙组合，有效利用前后左右的空间关系，使展品错落有致、层次感强、立体效果好，使小展览具有了大气场，小空间呈现了大效果。

 

 

这一展览非常注重运用色彩和光效，使展览很有个性，空间感丰富，引人入胜。展览主色调为黑、白、灰三种颜色，对比性强，配以视频、灯光技术，灵活运用灯效、光效、声效，巧妙地借鉴了舞台美术的表现手法，使展览富有美感。

 

 

该展览擅长运用场景化复原陈列手段，使展览形象、逼真、生动，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此外，还根据一幅幅历史照片，塑造出不同的人物雕塑、实物场景和富有张力的景观，力图再现当年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真实场景。

 

 

历史类的博物馆、纪念馆，最为重要的展品和展项，是与其直接相关的历史厚度和关联度，以满足观众看展览希望获得相关知识和历史启迪的需求。从这一点看，该馆的馆藏、研究和展示也是很成功的。

在这个展室中有一组展板名为“逃亡上海”，上面写道：“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德国利用国家机器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分阶段的迫害犹太人行动。在排犹、清犹思想指导下，犹太人成为德国以及纳粹公开歧视、掠夺和驱逐的对象。成千上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威胁下奔逃出走。到了1938年前后，当时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国门。600多万犹太人遭到屠杀，犹太民族在欧洲近2000年形成的社区和文化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这一危难时期，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馆总领事何凤山和他的同事周其庠领事，于1938年至1940年间，对犹太难民敞开了救助之门。他们通过签发证件的形式，对受难的犹太人进行救助，使约2000名犹太难民得以逃生，辗转来到上海或中国其他地方。他们的签证被后人称为“生命的签证”。

当年从欧洲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大多数居住在虹口区长阳路一带的难民救济所，这里也被称为东方的“诺亚方舟”。那么，这些犹太难民当年在上海是怎样生活的呢？上海市民又是怎样善待这些苦难中的犹太人的呢？在这一展览中，有大量这方面内容的介绍。当时，在虹口区居住的有中国人、日本人、信仰锡克教的印度人，以及从欧洲逃难来的德国和奥地利难民。难民差不多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在整个虹口地区，人们的生活处于自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最大的苦难之中。一些犹太难民住进了临时租用或搭建的难民收容所，一般30至50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最拥挤时甚至100至200人住在一间房子里。

在一块展板上，讲述了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有个名叫乔治·赖尼希的人回忆说：“当乔治一家抵达上海时，他的伯父随即把他们带到虹口区那间租下的小屋内。他的伯父已经在上海待了一整年了，是当时专门为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建立‘海姆’（德语中‘家’的意思，这里专指难民居住地）的共同创建人之一。他们期望能睡个好觉，但事与愿违，那天晚上，上海遭受台风袭击，一夜大雨滂沱，屋漏如注。开始几天的膳食由‘海姆’提供，饭菜虽然不怎么可口，但他们为能得到如此的救济而感激不尽。”

在一块题为“亭子间里对角睡”的展板中，德国籍犹太难民迈克尔·布鲁门萨尔在其回忆录中，谈及当年他们全家人初到上海时的生活情景。他说：“纳粹上台后，我们的一切都毁了，只有想办法离开德国，而上海是唯一愿意接纳我们的地方。那是1939年，我只有13岁。我们一家人到达上海后，住进了虹口区舟山路59号的一间小屋子，上海人叫‘亭子间’。这间屋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如何睡觉是个大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晚上睡觉时，父亲、姐姐和我三个人，每人对着一个墙角……到上海最初的那段日子，我们就是这样睡觉的，虽然十分艰难，却是永远难忘的。”

约瑟夫·舒霍夫曾“在公共租界巡逻”的经历也被展示出来。他这样回忆：“1940年6月，我们全家人到达上海——唯一向我们敞开大门的地方。我们这些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都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俱乐部’，忠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11月，经‘捷克斯洛伐克俱乐部’介绍，我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与警察一起在公共租界巡逻……12月8日，日本军队占领公共租界后，我的‘万国商团’工作也就结束了。”

在展板上同时展出了奥地利女孩米丽塔·柯兰德“我在上海开裁缝店”的经历。她说：“我在1939年7月初抵达上海。我们安顿好后，兄弟保罗的朋友布鲁克斯·奥尼尔来看我们，问我打算靠什么谋生。我告诉他，我在维也纳读的是时装专业。奥尼尔说，要养家只有自己办企业，雇中国的裁缝做工人。我听了他的建议，看中了法租界一家不错的商店，然后到租赁公司询问租金和置办一些家具及一台缝纫机所需要的费用……我租下了那个商店，正好有一个中国人来找我，自称是一流的裁缝，我就雇了他当我的首席裁缝。由于我的顾客源源不断，他又帮我带来了好几个得力的人手。很快，我在六个月内就还清了所借的钱。”

在展览中，还展出了犹太难民在上海期间的爱情故事。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扩大了上海与犹太人的婚姻半径，留下了一桩桩有趣的佳话。比如，在上海的奥地利犹太难民罗伯特·索卡尔与中国姑娘杨珍珠一同考取美国的大学，并在芝加哥成婚，终生厮守的爱情故事。最令人感动的，是两位聋哑人在上海成婚的故事。大卫·布鲁赫是一名逃亡上海的犹太听障人士。他在上海避难期间，通过手势交流结识了两位聋哑的上海朋友。在艰难岁月里，这两位朋友经常带大卫去参加上海聋哑人的聚会。1941年，大卫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上海聋哑姑娘郑迪秀，并且一见钟情，于1946年结婚。两人在生活中互相体谅、互相理解，郑迪秀用自己全部的爱支持丈夫的事业。

1942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了犹太画家大卫白绿黑的木刻集，包括《黄包车》等60幅作品，描绘了上海黄包车夫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犹太难民画家。

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展厅里，类似这样的故事被展示出来。它们是细腻的、有情有义的，也是真实的、可信的；是历史的遗存与记录，也是跨越民族、超越国界的国际文明交流范例；是曾经在世界东方出现的“诺亚方舟”，也是照亮人类和平未来的一缕明亮之光。

 

（《人民周刊》2026年第18期）

（责编：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