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对于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或许感到很陌生,但是,他对于中国发展,对于中国数学,对于中国科技,对于中国走向世界强国,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2001年2月19日,是一个喜庆、值得回忆的日子。在灯光璀璨、鲜花烂漫、万人聚集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数学机械化之父”吴文俊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并获得500万元的高额奖金。当询问吴文俊当时的心情时,老人乐了,“当然高兴”。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感到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责任重大。”吴文俊重重地说了后面4个字。一份最高荣誉的证书,一笔高额奖金,表示了党、国家和人民在新时期对科技创新工作和杰出科技人才的重视、感激和尊敬,使受奖者也深感鼓舞与振奋。
获奖,对数学大师吴文俊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夫人替他收藏着全部的荣誉证书。每一个尘封的证书都熠熠发光,灼人眼目。早在1956年,37岁的吴文俊便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为1万元人民币,当时的获奖者还有华罗庚、钱学森。回忆起过去,吴文俊尤为兴奋,“高兴,我的工作受到了认可,就很高兴”。在获奖后的第二年,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在他尚未踏入大学圣殿之前,数学成绩就一直很好,但对数学并无偏爱。吴文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兴趣很杂。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最有兴趣的是物理课,我对物理始终有兴趣。但是到了二年级就差了,这跟抗战有关。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从郊区搬到租界里面,就杂乱无章了。这有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后来可能对数学不会再有兴趣,这与客观原因有关。”“真正感兴趣,准备当数学家,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跟老师有关,有一个老师讲的课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我的武老师,改变了我对数学的看法,我就上了道。后来陈省身老师将我引上了拓扑学研究的正途。可是一直到现在,我对物理的兴趣高于对数学的兴趣。”吴文俊如是说,且不免有些遗憾,“我现在不懂物理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我还要学学物理。”谈起数学研究,他说:“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毕竟爱数学,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
1946年,吴文俊曾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进行数学研究。1949年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谈到国外的这段学习经历,他深有感触,“法国数学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熏陶下,体会与国内不一样,在学术上给我很大的影响”。顺便提到外语交流有无障碍时,吴文俊说:“在国外出访时,生活用语简单,就那么几句;而我主要与老师、同学打交道,大多讲数学方面的事情,在语言方面那就更简单了,用不着人翻译。”
一般人过60岁就退休了,在家里抱抱孙子,颐养天年,但吴文俊工作忙是出了名的。在问及他想没想过退休时,老人一听“退休”这个词,就立刻声音很高地说:“我是不退休的,院士是不退休的,名义上退休的话,工作上也不会退休;即使我不是院士,也不退休,你退休了我工作,你不退休我也照样工作。万一退休了,我照样搞科研工作。”
20世纪70年代,吴文俊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在计算机上操作的艰辛。吴文俊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大国功勋》)
(《人民周刊》2025年第11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