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从原子弹到氢弹,其成功研制背后凝聚了无数“两弹一星”工作人员毕生的心血。为纪念58年前这一神圣时刻,弘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特精选人民日报出版社《记忆里的“两弹一星”》中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王承书(1912年6月26日—1994年6月18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北武昌,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核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及605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早期从事气体动力学理论研究。1951年,王承书和老师乌伦贝克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1958年在中国开创了受控核聚变反应和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并为其发展打下基础。1961年后改做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解决了净化级联计算、级联的定态和动态计算等重大课题,为中国第一座铀浓缩气体扩散工厂分批启动作出重要贡献。受钱三强三次邀约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
据说,大多数人面临以下这个任务时,深思熟虑后也会选择婉拒……国家决定交给你一项任务,具体做什么高度保密,极大可能在数十年间也回不了几次家,你会错过孩子的成长,父母年老时无法在他们身边尽孝。工资待遇不会很好,极大可能要放弃优渥生活,去到很远的地方,生活条件会很艰苦。如果你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由于工作性质极其隐秘与特殊,也需要你摘下自己已取得的一切光环,做好隐姓埋名、坐冷板凳的准备。而这一切,能肯定告诉你的唯有:国家确实需要你。你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吗?而且,就算作了再大的贡献,你的名字、你的成就在数十年内也不会被世人知晓,你能接受吗?
这在今天看来,近乎苛刻甚至有点疯狂的“国家任务”,在当年得到的回应,是她的三个字——“我愿意”。作出该选择的人叫王承书,她是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是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一次“我愿意”
1939年,王承书与同校物理系教授张文裕结为夫妻。战乱中,她随丈夫南下到了西南联大。其间得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设立了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已婚妇女不能申请,不服气的王承书立即去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能靠婚配与否来裁定”,最终被破格录取。
她去得坚决,在美国的生活也苦得够呛: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落下过学问。博士论文答辩时,王承书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三次“No”。王承书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连答了三次“Yes”,接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得到导师赞同。她与导师、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还共同提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个对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在使用。
新中国的诞生,强烈地激起了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到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加入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
回国后,王承书在笔记中写下: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作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组织希望调王承书去挂帅。聚变能被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也称“人造太阳”。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也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就意味着她要和8岁的儿子分开生活,只有周末能见到儿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说,肯定会有不舍。可是当钱三强邀请时,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从此,她开始了20多年的集体生活,大部分时间吃在食堂,睡在集体宿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1959年,王承书带领一些同志到苏联学习,学习结束,在坐火车回国七天七夜的路途中,她翻译了《雪伍德方案——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不久之后,她又翻译了《热核研究导论》等著作。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核聚变方面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现状,对我国受控核聚变研究的起步起到了推动作用。经过两年的努力,王承书带领着一支理论队伍,填补了我国在热核聚变理论方面的空白,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我愿意”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一个突然的情况,让她的研究进度再次“归零”,而且她从此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当时,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
高浓铀有多重要?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高浓铀就是其体内流动的血液。这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否成功的关键。面对这种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严肃且诚恳地对她说:“承书同志,有件事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应该也知道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和重要设备的事情,原子弹的研制如今陷入僵局,你愿不愿意去搞气体扩散,弄高浓铀呢?”王承书对高浓铀有一些了解,气体扩散就是将天然矿石中的“铀-235”提取出来,并浓缩成为高浓度的铀。
王承书没有任何迟疑,坚定地说:“我愿意,只要国家有需要,我都愿意。”钱三强没有想到她回答得那么干脆,接着说道:“我知道你在气体动力领域和高空物理领域有成就,你回国后,已从零开始研究热核聚变,现在在理论方面已经有所建树,如果你这次去从事气体扩散,那就是再度改行了。”
“那我就从零开始吧,总归是有人要改行去研制高浓铀的,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王承书回答道。钱三强再次确认:“搞气体扩散你要隐姓埋名一辈子,还要放弃你之前的所有成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王承书坚定地回答:“我已经想好了,我愿意隐姓埋名,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只要能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我当然愿意。”自从和钱老会面后,王承书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大家再也没有看到王承书发表任何论文,也没有看到她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她的老朋友都不清楚王承书去哪里了。她也没有和家人交代太多,只说:“国家需要我一切保密。”
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必须通过几千台机器的不断浓缩,才能得到满足使用需求的原子弹装料。王承书常年住在504厂的宿舍,每天过着宿舍、食堂、科研室三点一线的生活。因为缺乏相关资料,王承书只能从头开始,她找来其他人跟苏联专家学习的3本笔记,不断地学习和计算,认真翻阅手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没日没夜研究。因为高强度用脑,她的头发很快就花白了。如果她的家人这时候看到她,也会认不出。
当时扩散厂的主工艺车间,虽说还没有到达废铜烂铁的地步,但也只是一些不成阵势的“散兵游勇”,如何使这些设备一级一级联系启动,如何供料,取得合格的产品,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那时,我国仅有一台15万次电子计算机刚刚启用。为检验结果的准确度,王承书坚持用手边的机械计算机做必要的验证。瘦弱的王承书一个手指力量不足,只得将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地敲打按键,得到数据马上记录在笔记本上。如此枯燥的工作,她同两位同事干了一年多,仅有用的数据就装满了3个抽屉,电子计算机算出的10箱纸条,她都一一过目。通过努力,王承书和团队最终为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高浓度装料,比原设计方案的时间提前了113天。9个月后,戈壁滩上传来了原子弹的爆炸声。半个甲子的时间,她脱下钟爱的长裙,换上粗布衣服;离开幼子和爱人,奔波于办公室和戈壁之间;没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审校学生的著作也不署名。王承书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十分上心,但她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那么上心。504厂的房间很简陋,除了几个柜子,就只有一张床。这几十年来,王承书没有买过一件新大衣、新鞋子。身上的衣服虽然有些补丁,可十分干净整洁,生活过得十分简朴。王承书从第一次交党费开始,就把每个月70%的薪水作为党费上交。很多人都劝她留点,王承书总是固执地说:“我用不上那么多,交给国家就当作贡献。”王承书每次出差的补助费和其他奖励,都会捐给单位,让单位购买书籍、文具等,送给有需要的孩子。她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少年强则国强,教育是根本。
时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曾经到铀浓缩厂做过一次调研,他问到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把目光投向了王承书。王承书坚定地回答:可以。张爱萍又问,有什么依据。王承书回答:我们在原子能研究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能保证按时生产出合格产品。她说: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第三次“我愿意”
在王承书及同事提前完成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任务后,上级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承书只说了一句话:这都是大家的功劳。1964年4月12日,邓小平和彭真到铀浓缩厂视察,在陪同人员中,邓小平一眼就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钱三强问她:“有什么困难吗?”“没有。”“有什么话要带给先生和孩子?”“也没有。”“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儿工作吗?”“我愿意。”这一句“我愿意”的注脚,是王承书此后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干得出勋绩。
王承书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冬天”回归,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才华,又在“春天”到来时隐去,悄然守护祖国的核事业,直至落英作春泥,以她的精神继续滋养和鼓励一代又一代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记忆里的“两弹一星”》)
(《人民周刊》202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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