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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这本关于伟人爱情故事的书：《情长纸短 吻你万千：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故事》，在周邓结婚百年之际面世了。如果不打开细读，你脑海里跳出的无数个版本，无非是这些关键词：红色、革命、铁血、忠贞。
在刻板印象里，革命似乎与浪漫、与风花雪月绝缘。的确，他们的爱情虽更关乎信仰，却也有超乎常人想象的柔情蜜意。
当15岁的她与21岁的他相遇时，一个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一个是天津学联负责人，主持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觉悟社，十个男生，十个女生，抓阄取号。她抓到1号，逸豪；他是5号，伍豪。
你也许不会想到，大家当时相约不恋不婚，誓要为改造社会、救国救亡而献身。
她是恐婚族，看到了太多封建婚姻的阴暗面，对婚姻并无向往和好感。他是独身主义，一直有“三十不婚、四十不宦”的决心，国家沦落至此，谈何婚姻和仕途？她和同伴们还天真地希望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后来，他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她则留在国内，成为男校的教书先生。匆匆一别，此去5年。
两个人相隔万里，在不同的国家为共同的信仰而努力。1922年下半年，他们通信逐渐频繁，谈的都是主义和时局。她压根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跟他联系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他寄来了一张印有国际工人运动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肖像的明信片，突然向她告白，愿不愿跟他一起上断头台，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如此滚烫而又惊世骇俗的求爱宣言，她不再躲避。
夜已深，她轻抚着额前的秀发，发出灵魂之问：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其实，在觉悟社成员眼里，他和另一位赴法的女生张若名，很是般配。两人一起创建觉悟社，一同坐过牢，又共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为天津《益世报》当记者，天天通宵写稿件。张若名为北京《晨报》写通讯，署名“V女士”。他才华横溢、英俊潇洒，是无产阶级的绅士；她秀美聪颖、勇敢独立，是大户人家的“逆女”。这么多共同成长的经历、这么多岁月的交集，他们走到一起本是天经地义、水到渠成的。
可周恩来告诉邓颖超：由于人生目标不同，曾经“革命的双子星”分手了。他继续自己艰苦卓绝的救国大业，她要在异国深奥的学术世界里，去实现自我。他还说，马克思有燕妮，列宁有克鲁普斯卡娅，革命和恋爱并非二元对立。身边好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他已决定将一生献给革命，也希望有一位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一个无条件理解他并一起扛过艰难险阻的爱人同志。
他的表白，让她怦然心动。她顾不上母亲大人“缓一缓”的叮嘱，她不扭捏，很干脆痛快地接受了。19岁的她是这样回应的：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两个近三年没见的老友，平时只靠写信维持联络，也不曾在信里谈情说爱，可来来回回几封信，人生大事就这么隔空定了下来。他认定了她，步步紧逼，霸气邀约。她没有犹疑，没有顾虑，快速定了下来。两个对婚姻不曾抱有希望的人，因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
说来，他不是高富帅，她不是白富美。她出生即遭父亲嫌弃，3岁失怙，跟随寡母一路北漂，7岁学编织，补贴家用。在世俗眼里，她是上了学喝了洋墨水，就喊着独立自由闹革命，不肯嫁人的异类。他幼年丧母，靠典当和举债度日，后长依叔父，随宦东西。他赴法勤工俭学，幸得友人资助，给报社写通讯，才得以在欧洲勉强糊口。他穿着又短又瘦的旧西装，喝着白水就面包，明明穷困潦倒，心里想的却是天下事——中国何去何从？国民运动、共产主义能否救国？
中国历史文化里，有很多版本的爱情故事，大都是爱而不得的人间悲剧。比如化蝶的梁山伯祝英台、孔雀东南飞的焦仲卿刘兰芝、被生生拆散的宝黛之恋等。这些爱情美则美矣，太过悲剧，只能让人慨叹命运不公，缘浅情深。他们来人间一遭，只为谈一场旷世之恋。
周邓不是的。生逢乱世，他们誓为苍生和信仰而战。其终极目标是济世救民、救亡救国，这种大爱是他们爱情的底色，他和她是灵魂伴侣。他们频繁地鸿雁传书，没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怅茫，却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憧憬。在信仰比命还重要的年代，爱情是奢侈品。
纳兰性德曾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可革命者何来此闲情逸致？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以生命做赌注，常常转身便是永诀。
尽管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包围着他们，充斥着未来，尽管隔着千山万水，尽管好久不见，她仍心甘情愿与他双向奔赴。冥冥中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类似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将她和他紧紧地包裹在一起，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这种无形的存在，是她所说的共同的“学”与“业”，即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信仰的映照下，两颗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灵魂，穿过万里之遥，紧紧拥抱在一起。毋需承诺，全然接受。
已经五年没有相见的他们，再见时却将结为夫妻。他在黄埔军校的同事到场祝贺，称其周太太，她立即纠正说，我有自己的名字，叫邓颖超。他在一旁并无愠色，一直笑着宠溺地看着他的小学妹，向大家介绍他俩的恋爱履历，脸上全是欣赏和自豪。
他们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51年的婚龄，听起来漫长，可他们实际相处的时间却没有那么多。动荡的年代，离别是常态。彼此牵挂，却不得不服从革命的需要。他道一声再见，她不问他即将奔赴的去处，只默默目送他的背影离去。
她常常是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才得知他的行踪。于紧张、孤独和焦虑中，等待着短暂的重逢。血腥又严酷的斗争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她在被追杀的路上，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1927年11月，周恩来率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南下广东，队伍打散了，他身染重病，被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一路护送到香港修养。当他醒来，关心的是——邓颖超在哪里？
在惊涛骇浪的岁月沉淀中，他们的感情越发醇厚，慢慢地开出了浓烈又沉静的花。分开时，各自安好；相聚时，相看两不厌。以温和又极大的耐心，默默地守护着彼此的爱意。
两个没有花前月下便直奔婚姻主题的年轻人，后来成了令人称羡的神仙眷侣。
旅欧期间，邓颖超收到了周恩来200多封信。此后，两人的书信更是甜蜜到爆。人到中年的他说，望你珍摄，吻你万千。她说，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在他们的二人世界里，他是鸾、是来、是伍、是忙人，是她最亲爱的人；她则是凤、是小超、是颖妹、是闲人，是挚友，亦是爱妻。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让他们的婚姻永远保持初恋般的感觉。她叮嘱他，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回来要检查哩。
晚年，当她独守西花厅，忆起他们的爱情时说：“我们之间并没有计较外貌与性格的差异，也没有一见钟情，更不是为了个人的爱情而走到一起。我们的爱情是通过漫长的相互通信和理解逐渐积累的，最终通过考验走到了一起。我们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奋斗，我们的相爱，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之上的。我们的爱情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深刻的、永恒的，是融入人民、融入同志之间、融入时代的爱情。”（1988年，邓颖超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回忆两人的爱情所谈到的一段话。）
后来，装过他骨灰的骨灰盒，也装了她的骨灰，按照他们的约定，播撒到他们一生热爱的祖国河山中。
他们真诚地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也诚挚地用一生坚守爱的约定，不离不弃。这是充满了信任、理解和包容的情感，套用时下的流行语，是智性的爱，是升华了的爱，是愉悦的内心世界跳荡着持久和谐的大爱。
编者沈清是周恩来侄外孙、沈钧儒曾孙，在成长的路上受伟人的影响至为深切。这本书以信为线索，细腻、亲切地贯穿起周邓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平凡的温暖，又含着深深的敬意，以恒久的爱给予我们投入当下的激情和活力。
这本书来得及时。
（作者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编辑）
（《人民周刊》2025年第21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