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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扩大内需的讨论不仅具有现实紧迫性，也体现出战略性的长远意义。扩大内需既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在面对国际经济不确定性时的重要底气。然而，单纯依靠扩大内需并不能完全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必须将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紧密结合，并在国内需求扩大的同时，有意识地将新增部分需求用于购买国外优质产品和服务，以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
近年来，进博会等促进口的政策在推动扩大开放和促进贸易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今年以来的若干贸易数据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既体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韧性，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为0.9%，而今年同期已达到3.7%，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2025年前8个月的外贸数据显示，按照美元计价的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8%。对美出口8月份下降33.1%，但我国货物贸易整体出口仍在增长，同比增长4.4%，月度进口同比增长近期已经由负转正，8月为同比增长1.3%，但前8个月整体进口同比下降2.2%。可见，在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进口相对萎缩导致国际收支结构出现新的失衡迹象。这种不平衡不利于我们处理好对外经贸关系。
全球格局变化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摩擦，而欧盟在对外贸易中的顺差与逆差状况也呈现出复杂特征。欧盟整体上在对美贸易中保持顺差，而在对华贸易中则存在逆差。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7.5%，但从欧盟进口下降4.8%，这使得欧方在感受到来自美国压力的同时，也认为中国在竞争上构成了更大挑战。由此可以观察到，贸易摩擦不仅集中在中美之间，也可能逐步扩散到其他双边经贸关系之中。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能够通过扩大内需来提升对其他国家的进口，从而更好地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将有助于缓和贸易摩擦，并提升在国际合作中的主动权。
从历史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量在本世纪以来持续增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的研究显示，1980年，世界经济重心位于大西洋上，处于美欧之间，当时美国与欧盟在全球GDP中占据主导。然而，随着东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重心不断东移。预计在本世纪中叶移动到中印边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性调整，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性战略机遇。
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趋势。长期以来，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常常表现为“富国愈富，穷国越穷”，但自2000年以来，这一趋势出现逆转。有研究数据显示，全球基尼系数下降了15%，其中国家间收入差距下降24%，而大多数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则呈扩大趋势，全球平均国内基尼系数上升了9%。国家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关键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从本世纪初的约20%提升至2022年的约40%，其中中国的贡献尤为突出，其经济规模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不足4%提升至目前的约1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并非以挤占其他发展中国家份额为代价，而是呈现出涓滴效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地区，非洲部分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群体的经济比重均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也推动了全球价值链格局的重塑。亚洲价值链逐步由中日双核心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日益增强。
应对外部挑战
结构性变化引发了守成大国的高度警惕。2009年以来，美国推动“制造业回归”，近年来更是发起了关税战，试图通过关税壁垒和政策调整重塑全球产业链。但实际效果有限，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在2024年首次跌破10%。历史经验表明，守成大国在面对新兴大国挑战时往往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例如，英国在面对美国崛起时逐步放弃自由贸易旗手的地位，1932年实施《进口关税法》，提高基准关税并推行帝国特惠税，以“本国制造者第一、帝国制造者第二、其他制造者最后”的逻辑实施保护。而美国则在罗斯福政府推动下于1934年通过《对等贸易条约法》，转向支持自由贸易，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推动对等开放，最终取代英国成为新的自由贸易体系引领者。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在遭遇外部围堵时，以开放破围堵、以国内市场优势换取国际合作，往往能够形成新的制度性竞争优势。
当下美国出台的所谓“特恩贝里体系”和一系列对等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针对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大幅加征关税，并通过与欧盟、英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达成协议，在对其加税的同时要求这些经济体对美实行零关税。美国的政策安排不仅意在让世界各国为其输血以复苏制造业，同时也希望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更有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颠覆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意图。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积极应对，打破围堵的根本方法就是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双循环与战略优势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同时兼具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与巨大内需潜力的经济体，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早已超10万亿美元级别，2024年接近19万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30万亿美元级别。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中国的内需潜力更大，而印度虽具备一定内需潜力，但尚不足以形成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根据克鲁格曼提出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国内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更容易在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上形成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型产业往往因研发投入大、网络效应和学习效应强而更具有创新密集的特征。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为此类产业提供充足需求基础，使中国在创新密集型和规模经济型产业中逐渐形成比较优势。这意味着，随着内需不断扩大，中国将在创新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持续增强优势，并通过吸纳更多外需来巩固这一地位。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打破区域与行业壁垒，畅通要素流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在国内培育和壮大创新型产业与规模经济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双循环战略绝非封闭保守的内向战略，而是顺应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庞大国内市场的优势不仅能够在外部冲击中提供安全保障，更能够成为我国国际竞争力最核心的来源。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将逐步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向庞大国内市场优势，从而在长期中形成可持续的竞争新优势。
然而，仅依靠内循环是不够的。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格局下，中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与其他国家在制度层面相通相容。美国经济虽然规模庞大，但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仅约25%，若通过关税壁垒自我封闭，其国际竞争力亦会受损。中国经济占比为17%，若脱离外部市场，规模经济效应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因而，只有将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构建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展望未来，中国要在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我们必须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充分调动和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庞大国内市场不仅是吸纳产出的保障，更是创新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并将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有机结合，中国将在全球竞争格局中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为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实现经济安全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首席专家，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财经发展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周刊》2025年第18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