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人民的艺术家”

编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1954年4月7日，春风吹拂敦煌大地，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莫高窟第一位艺术家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倡导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指导下，先进生产者运动蓬勃开展。1956年，母亲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秘书，作为“中共甘肃省敦煌县优秀党员”，由研究所推荐到甘肃省，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1963年，母亲任中共敦煌文物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在日常行政工作之余，她仍坚持壁画临摹，长期深入一线，完成了包括《五台山图》等大型壁画和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大原色的原大临摹复制，为时代画像、为时代明德。

1962年暑假，12岁的我终于盼来了去敦煌的机会。奔向父母的火车走了几天几夜，最终抵达柳园站，母亲搭乘研究所拉货的便车来接我。从车站回家的路长达几百公里，母亲温柔地指引我趴在车厢上看风景，感受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轨迹。

可惜，好景不长。盛夏的大漠升起一道漫天沙墙，瞬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卡车在石子路上颠簸，我肠胃翻涌，当场呕吐。母亲请司机把车临时停在路边的一座小土房前，端来一碗水让我喝。我喝了几口，看见碗底有泥沙，就随手泼到地上。见状，母亲引导我去学习土房上的墙报，让我明白沙漠里颠簸的石子路凝结了无数工人的汗水，每一份水源更是弥足珍贵。从西子湖畔到三危山下，我用心领略不同的地貌文化、风土人情。

到了敦煌县城研究所办事处，母亲又端来一碗水说：“这是甜水，你到了山上（莫高窟）就没有这么好喝的水了。”我喝了一口，并未察觉有什么甜味，晚上到了莫高窟才知道，这里都是咸水，所以本地人把淡水称为甜水。

童年记忆里的莫高窟如同一片净土，父亲、母亲每天天不亮就伏案工作，全体工作人员伴随第一缕阳光走进石窟。

为节约粮食、减少浪费，研究所集体食堂实行每人每餐登记制。如果晚上忘了登记，第二天就会饿肚子。父亲经常亲自下厨，做拿手菜为员工加餐，邀请大家到小院葡萄架下，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母亲为大家端茶倒水做服务，同时要做工作记录。

在我印象中，父亲、母亲夜以继日地工作，吃饭喝茶时也都聊工作……我整个暑假都与他们朝夕相处，却总感觉他们遥不可及。除了周日，他们偶尔会抽空带我进城买东西，或到莫高窟的宕泉上游峡谷跋涉。

这一年，我正式落户兰州，与姐姐、弟弟共同生活，这是我童年岁月里的第五个家，但仍与敦煌相隔一千多公里。父亲、母亲每次来兰州开会工作，我们才有阖家团圆的机会。当时，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母亲患有肝炎，但是她总是把分配所得的营养品和砂糖留给我们姐弟三人。

半个世纪后，我在整理家族文书材料时，发现一封母亲从甘肃省山丹县寄给父亲的信，企盼西北贫瘠旱地早日改善生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她生活很艰苦，仍见不得别人受苦。她出身富庶，却在敦煌养成了极端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她崇德尚艺，也愿俯身亲近大地。她对莫高窟的热爱，不只有国宝一般的艺术品，还与广大西北人民血脉相依、深切共情。母亲总教育我，要成为“人民的艺术家”，而她的人民情怀，早已根植敦煌热土、铺陈在丝绸之路。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下母亲与敦煌的机缘，纪念他们二人的姻缘：

1947年夏天，我们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有孙儒、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薛德嘉、萧克俭等人。

李承仙是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毕业生，也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员，立志于敦煌艺术事业。她在从国立艺专毕业的那年，就想去敦煌。1946年5月，我在重庆招收敦煌工作人员时，她来找过我。我让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留下了“李承仙”三个字。我问她：“你是油画专业的，为何去敦煌？”她回答说：“我父亲叫李宏惠，原名李寄缘、李容恢，辛亥革命前是孙中山已创建的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南洋筹款总办，是一位反清革命家。二伯父叫李瑞清，曾教过张大千先生。当时父亲对我说，作为一名中国画家，首先应该去敦煌，研究中国的民族遗产，研究敦煌，然后创立自己的风格。我父亲与张大千也有较深的交往。张大千去敦煌取得重要收获也启发了我，于是，我下决心去敦煌。”我对她说：“敦煌是远离人烟之地，古代只有军队和流放的犯人才去那里，而且生活非常艰苦，你能受得住吗？”她说：“我已决心献身于艺术，不会因困苦而退却的，您放心吧。”但那一年她没有如约来敦煌，因为她父亲病了。她做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第二年，我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之后，沈、毕二君一直观察她的行止，为她去敦煌的意志所打动。他们认为她会和我一样，成为“敦煌痴人”，于是替我谈到结婚的事。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一起回到敦煌，从此我们成了一对“敦煌痴人”。（摘自《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

事实上，在2003年3月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母亲才第一次主动讲述她与父亲不为人知的故事。1947年夏天，母亲动身离开重庆赴兰州前，张大千等人就曾积极撮合她与父亲，但她性格倔强不为所动，拒绝了父亲的求婚。后来，父亲在黄河边向她敞开心扉，讲述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母亲为之动容，才决定永远与父亲相伴于敦煌。

1972年，受周总理的特殊关怀，父亲客居京华治病疗养，由我负责陪伴照顾，我们与母亲暂时分隔两地。夜夜敦煌入梦来，父亲思念莫高窟、思念母亲的心从未停止。直到他们重获自由，又相继共同生活在兰州和北京，我也才真正感受到家的稳定和温暖。几十年间，我既是他们的儿子，又是他们的学生和助理，跟随他们创作、研究，亲身体验他们的艺术风骨和精神风貌。

从那时起，幼时印象中，父母遥远的身影越来越近，一直融入我的内心。

 

（《人民周刊》2025年第6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