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伟大抗战精神的灵魂铸就者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的培塑主体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以“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为遵循，不仅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更在伟大抗战精神的培塑进程中担当着主导力量，成为这一精神的灵魂铸就者。

“我们的责任”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赋予时代要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正在反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并于1933年5月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1935年底，历经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落脚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于第二年积极斡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逐步迈向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新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年8月，洛川会议召开后，党随即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毅然开赴抗日前线。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计前嫌，放下历史恩怨，积极主动、全力以赴地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源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及其深层的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1937年11月，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撰文指出，“一定要唤醒全国人民全国党派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用于挽救危局，战胜日寇”，这是“我们的责任”。1940年7月，毛泽东在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强调：“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也指出：“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纵观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壮阔历程，因人民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秉承“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勇于担当，主动承担起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更大责任，并始终将此作为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出发点，这既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也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弱国打败强国的基本保证和法宝始终得以维系。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给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提供最好诠释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而作为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恢宏史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而鲜明的政治品格就包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一政治品格多次进行论述和倡导。1937年10月，他在为陕北公学题词中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945年4月，他在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又讲道：“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接着在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铿锵号召。

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政治品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诞生之日起便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在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指引下，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斗争中孕育形成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自己的牺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全面抗战的烽火岁月里，一寸山河一寸血，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理想之远大，目标之宏伟，斗争之艰难，这些都决定了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

“抗战到底”给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指明斗争方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迅速作出反应，7月13日《解放周刊》发表《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一文，接着八路军、新四军怀着“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的决心和勇气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1939年7月，针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集团的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在中国共产党坚定主张和宣传鼓动下，“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成为全国广泛流传的一句振奋人心、凝聚力量的口号。

对于“抗战到底”的理解，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旗帜鲜明、符合历史实际和适合人民诉求的论述，既与汉奸汪精卫之流在抗战之初所宣传的牺牲到底的失败主义，在抗战营垒中有人解释的“最后关头之关”“卢沟桥之桥”截然不同，也与国际上一些劝诱牺牲东北以达妥协的主张划清了界限。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认为，抗日战争“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日寇侵略始于东北，我们的胜利亦应终于东北”。至于对“底”的理解，我们可以从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对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解读来看，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翘辫子”“到死了为止”。可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战到底，既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精神状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凭借一股子气、一股子劲，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走过一段又一段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取得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取得的胜利。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是共产党人对民族利益的守护，对奋斗目标的坚持。

“提高民族信心”给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注入动力源泉

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使得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探寻出路中一再遇挫，打击了部分人的自信，故“今日之中国，欲求进步，非先倡自信不可”。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缺少民族信心，出现了汪精卫的叛国投降，也出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为。对此，1941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国民党缺少什么》严厉批评，“国民党缺少什么？飞机大炮吗？干部人才吗？抗日办法吗？是的，这些都不算顶多，但是最缺少的，却是民族的信心”。进而呼吁国民党“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反观中国共产党，信心十足，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豪迈地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信心，首先来源于其人民性。抗战时期，国民党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主张建立“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的法西斯专政，而历史一再证明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中国始终处于帝国主义的压制和剥削之下。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坚信人民创造历史。其次，来源于其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征，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总方针，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赢得战争胜利的方法和道路以及抗日必胜的意志。再次，来源于党领导的历次伟大斗争。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的嚣张气焰，正是通过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即使在进入抗战“最困难的一年”的1941年，中国共产党依然不失信心，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迎来了新的恢复发展时期，为全国抗战胜利作了表率。

（作者为延安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民周刊》2025年第19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