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还似北归人

编者按：赵健，一位充满朝气的90后读书博主，他怀揣坚定信念，立志将读书这件事长久地践行下去。在他的直播间里，知名人士前来做客，一同畅谈书香世界。本刊开设“赵健的读书日记”专栏，记录他与书籍邂逅的奇妙瞬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故事。

 

海风吹过琼州海峡的时候，已经是九百多年前。

那一年，一个鬓发斑白的老人，从贬所海南启程，渡海北归。没有旌旗，没有凯歌，只有一条漫长的水路，与一颗渐渐安静下来的心。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只知道要往北去。

作家阿来给这条路起了个名字——“北归”。2026年春天，我邀请阿来先生走进直播间，带着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依依还似北归人》，循着苏东坡生命最后一年北归的路线，做了一场跨越九百年的“灵魂考古”。

 

在我对面的阿来先生，一如他笔下的文字，沉稳中带着泥土的芬芳。对这位出生于四川马尔康的藏族作家来说，雪山与草甸是他的童年背景。早年的他并不直接走向文学，而是在自然与生活之间慢慢长出对语言的敏感。后来，他以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尘埃落定》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得主，此后又凭借深邃的散文创作获得鲁迅文学奖。但有意思的是，成名之后的阿来，并未向都市文坛靠拢太多，他更愿意回到山野，回到植物、河流与地貌之间。

阿来老师的皮肤有着长期受紫外线亲吻后的深褐色，他眼神深邃。与其说他是作家，倒不如说更像是刚从山野考察归来的博物学家。这种“在场感”是他写作的底色。正如他所言，写苏东坡不能只在书斋里，得去淋他淋过的雨，去辨认他见过的草木。

人要多识草木虫鱼之名，阿来就是这样的作家。我邀请阿来先生在河边散步，那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瞬间：作为读者的我，满脑子是文学隐喻和宏大叙事；而作为作者的他，却低头凝视着路边最不起眼的杂草。他随手指向一株植物，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它的学名、药性以及在不同季节的颜色。再往前，是灌木，是乔木，是野花，他几乎都认识。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随身带着一本植物图鉴？他摇头笑，说写作者如果不认识脚下的土地，是会被土地拒绝的。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阿来去北京大学，去得最多的不是中文系，而是生物系。

他对自然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凝视。他轻声对我说：“如果你不认识身边的植物，就无法真正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个虚拟交流主导的时代，我们大多活在“云端”，而阿来始终站在大地上。他通过植物与世界建立了一种“肉身感”的联系，这种联系让他笔下的文字拥有了如根系般扎实的力量。

这次，他从川西高原走入宋代的烟雨，用他那富有诗性且严谨的笔触，去重绘苏东坡生命终点前那段孤绝而又丰盈的北归之路。他循着九百年前的古道、水路，实地踏寻了海南、雷州、廉州、南安、虔州、赣州、常州等地。在书中，他用“博物学家”的细致，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苏东坡”。

这篇文章的视角极具张力，阿来老师并没有截取苏东坡最辉煌的“赤壁岁月”，而是精准地锁定了东坡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孤绝的一段旅程——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获赦离开海南儋州开始，直至次年在常州病逝的北归之路。文中详尽记录了东坡在岭南湿热气候下的挣扎，如何面对疟疾、饥饿，以及在赣江乱石滩中行船的艰难。

这篇文章是一种对士大夫精神的田野调查，东坡在北归途中，即使重病缠身，依然在辨认南方的奇花异木，记录当地的民俗，甚至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论如何改良农具。这不再是一个被神话的词人，而是一个在极端处境中，依然通过对万物的关怀来对抗虚无的实干者。全文的核心意象是“归”。苏东坡的北归不是为了回归庙堂夺回权力，而是要回归他心中的“人间”。那种“依依”之情，是对这个曾对他百般磨难的世界，报以最深情的吻别。

我问阿来老师，为什么在这个连空气都显得焦虑的时代，年轻人集体爱上了苏东坡？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容易“精神早衰”，是因为我们把“结果”看得太重，而忽略了“过程”。他认为苏东坡之所以能治愈今人，是因为东坡从不把逆境看作“内耗”，而是看作一场“出走”。苏东坡的一生都在贬谪路上，但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不是抱怨，而是找吃的、交朋友、修水利造福一方。

“东坡北归时也正值我现在的年纪，”阿来说，“那个年纪的他，已经预感到了死亡，但他那种‘依依’之情，不是对权位的留恋，而是对人间的眷恋。”他想写的是一个“人间东坡”，一个即使生活是一碗苦药，也要喝出回甘来的鲜活生命。阿来先生在书中写的不只是苏东坡这个人，而是“那一个时代”如何把人推向极端处境，又如何逼出一个人更完整的精神结构。

读完阿来老师这篇《依依还似北归人》，我做了一件有点“书生气”的事：把书合上，买了机票，先去海南，再去常州。在那些东坡曾真实驻足的地方，我发现阿来笔下的文字竟能与现实的砖石草木严丝合缝。我站在藤花旧馆门前，像站在一行句子面前——不敢大声，怕惊动了其中的余韵。阿来在文中写苏东坡渡海北归：从海南贬所启程，沿着海、河、山道一路向北，最终在常州病逝。

在海南，我没有把自己当成游客，更像一个迟到的读者——去补课，去对照，去把纸上的潮湿风声、盐气和孤绝重新闻一遍。阿来写东坡北归的第一程，起笔就是海峡：苏东坡从惠州再贬海南，过琼州海峡；而赦归之时，又从海南渡海北返。那“海”不是风景，是命运的边界线，是“九死南荒”之后仍能抬头看天的韧性。

我在海边站了很久，突然理解阿来说的“以行求知”。他不是在书房里把史料拼贴成故事，而是试图用身体去抵近那种心理感受：交通当然变了，但海风、浪声、无边天际带来的心境压力，或许仍能与千年前相通。也就在这时，我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阿来写“东坡北归”，其实是在写一个时代如何处理人、思想与权力的关系。海的对岸不是“目的地”，而是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思想系统——北宋晚期，党争、变法余波、士大夫伦理与现实政务的冲突，都在等着一个疲惫的灵魂返场。

离开海南后，我来到了常州的藤花旧馆，这里是苏东坡人生的最后一站。院落里有竹、有海棠，这些植物像是东坡一生的偏爱。我到馆前，第一感受也是“静”。那种静不是空，是被时间擦拭过的清。你会突然明白：所谓“终老”，不是失败的句号，而是“终于可以在人间停一停”。而阿来之所以把终点写得如此克制，恰恰因为他不愿把东坡塑造成神。他更想还原那个“会疼、会倦、会眷恋故人山水”的普通人：伟大与平凡交错，超然与入世互相拉扯。

这也是我读阿来最受触动的一点：他写东坡，永远不让东坡离开人群太远。哪怕你仰望他，你也能在他身上看见一点自己的影子：一个人在困境中怎样不把自己关死，怎样让精神继续发光？读着读着，会发现北归像一条线，把整个宋代的精神地图牵出来：儒家的担当、佛家的开解、道家的旷达，在一个人身上不是标签，而是活生生的交锋与融合。

读完《依依还似北归人》，我最大的感触是：人生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终点”，只有不断发生的“经过”。阿来笔下的东坡，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使身体衰朽，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这正是阿来本人带给我的震撼——他曾说“如果有一天停止行走，我就枯竭了”。这种对生命广度的极限拓宽，与苏东坡那种“应似飞鸿踏雪泥”的境界，在精神内核上竟是如此契合。在这个连感情都能被算法计算的时代，我依然怀念那种手握书卷、面对面对谈的温度。阿来不仅带我们重走了东坡的北归路，更提醒了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人，爱具体的草木，过具体的生活。

正如阿来所言，我们都是这世间的“北归人”。重要的不是终点在哪里，而是在回家的路上，你是否看见了那朵为你盛开的无名小花，你是否听到了内心笃定的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

 

（《人民周刊》2026年第11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