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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曾明确表示：“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是多么希望我们写和讲呵！而且有条件写和讲！”张太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且在党的早期革命斗争和宣传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分别在《向导》《前锋》《团刊》《中学校刊》《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党报党刊中发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工农革命运动和开展阶级斗争等多类文章。
图为张太雷雕像。在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太雷文集》中记载，张太雷于1926年2月7日在广东创办发行《人民周刊》并担任主编，其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栏目有“一周述评”“社论”“专载”“报告”“宣传大纲”等。他在《本刊宣言》中明确《人民周刊》的使命：第一，要给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即民族运动，予以理论上与策略上的指导，对于妨害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理论与政策，本报定驳正之，以免淆乱人民之观听；第二，要唤起民众；第三，要将有利于巩固革命基础的广东，以及扩大革命基础的意见呈现在广大民众与国民政府的面前。
2026年2月7日，是《人民周刊》创刊100周年。刊物于1927年4月10日停刊，共发行50期。从创刊至当年10月29日8个多月期间，张太雷共发表文章84篇，呈现出鲜明的写作特点。
短文与长文的力量并存。文章的长短与文章的质量没有直接关联，达到立意明确、逻辑清晰、结构严谨等因素即可，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文章还有深度、力量和易懂等附加值，可呈现出以小见大或独特视角的魅力。张太雷最简短的文章是第23期发表的《误会何多？》一文，仅有98个字符。文章用“误会”一词进行了4次有力反问，让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对“误会”一词进行深度思考、理性评判，提醒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和认清敌对势力用“误会”一词的真实目的，揭露他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看清他们在政治上摇旗呐喊的虚情假意，批判在军事上突然袭击的罪恶行径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丑恶嘴脸。
国内与国际的局势同论。第2期《北方时局与国民会议运动》一文中，详实分析了北方各地的情形：“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势力尚未巩固，正聚精会神于收束异己的军队。吴佩孚在湖北驼在萧耀南的背上，萧耀南驼得汗流浃背要紧把他掀出去，吴佩孚即借此要挟萧耀南帮助其实现重镇洛阳的好梦。李景林张宗昌局促于山东。奉军已瓦解，张作霖已失其对部下之威信，公然卖身于日本即足以证明其有一蹶不能复振的情形……”全面细致地分析当时国内军阀政治的瓦解和军阀势力减弱，日本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出现不知谁可利用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衰败情形中，他欣喜地看到人民运动从点块局部开展，逐步向全国且形成有群众基础、有一致目标的运动；他同时清醒看出帝国主义联合失势的军阀还想扳回局面，这最后的一搏是攻打当时站在人民一边的国民军，呼吁广大人民与国军民一道，给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沉痛打击。文章中形势分析、成果分享还有对策办法，可谓条理清晰次序分明。
张太雷在第4期开展国际局势分析，发表《法国帝国主义之危机》一文。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法国财政困难，在国内实行重税和增大殖民地摩洛哥和叙里亚等国的税收措施，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这一举措遭到法国各界和殖民国政府以及民众的强烈反抗。同时，法国欲向美国这个大债主借款解决燃眉之急，未想到美国说旧债不还、新债不借，同时催促法国速还旧债。在种种因素叠加之下，法国多处出现罢工罢市的民众运动，内忧外患双面夹击，势必导致法国帝国主义崩溃。他从国内和国外局势，鼓励中国民众团结一致抵抗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只有革命和抗争才能实现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最终胜利。
政治与军事的融合共生。《到底要不要国民党？》在第14期发表。张太雷记录了当时大多数革命党员的心声：“要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政党。”这个政党在哪里？虽然孙中山进行政党改组，但张太雷没有看到希望。他发现因改组后动摇了国民党内反对派升官发财的利益，反对派不断增加；还有部分国民党反对派喊着三民主义，背地里却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揭露这些人与帝国主义暗地交易的黑暗面；同时反对派国民党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持续地对民众进行剥削且中饱私囊已经成为常态，改组后动摇了反对派国民党的阶级利益，为此，他们反对民生主义。这些反对派因不敢公开反对改组，将心中的怒火转嫁到反对共产党，甚至要驱逐共产党。他清醒地看到国共合作的利弊关键，看到反动派的实际阴谋，并勇敢地将此文发表，让更多的有志之士看清当时的政治形势，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
张太雷在《人民周刊》第7期发表《北方反动政局与英日帝国主义》的文章，彰显了张太雷在军事战略的才能。他简要分析了北方战争中各部的军事力量，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并查找国民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国民军三军不能统一指挥，二是国民军没有得到人民方面的很多帮助，三是国民军没有得到南方革命势力的实力援助等。张太雷敏锐地发现了国民军军事失败的关键点，并找出原因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事开展军事行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第一要务。国民军内部复杂，出现庸弱者不能领导统一指挥和有才干者将领们不拥其领导统一指挥，形成各自为政和各自为战的现象；当战争出现危机时刻，各部将领又表示愿意拥戴有才干的将领来领导统一指挥时，各部将领之间的信任出现间隙，山头主义和利己主义突显，实际根源是没有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大局观。得不到人民帮助方面，张太雷指出组织发动人民参与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发现国民军将领私心重、私利重、派系重，造成人民的苦难生活更苦更难，而非以整体战局和拯救人民苦难为重的问题所在。任何政党和军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的人民根本利益，体现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他在文章中指出局部与全局、个体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军事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同时阐述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罪恶行径，再次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批评卖国军阀残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群众，向帝国主义示好，充分表明这类国民军必失民心、必失军心，必然失败。
国运与民生的紧密相连。通过革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革命没有成功？问题出在哪里？人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怎样来逐一解决？这一系列国运与民生问题在《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中进行了阐述。张太雷认为，中国近代国民革命运动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它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而辛亥革命只有运动的开始，但是没有完成运动的使命。究其原因，张太雷予以列举：“一是党没有基础与领导能力。”从辛亥革命中发现缺乏有领导势力的党，出现了党的主张没有纲领、党的命令传达不畅、党的政策执行不力、党的内部不团结、党的民众基础缺乏和党的成员多半自由散漫等现象，造成革命势力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二是没有正确的对外政策。”辛亥革命初始，宣言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时，革命就已经失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仍然接受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剥削权利，革命前后没有变化，革命的意义就没有价值可言。张太雷表示，国民政府如要继续成为革命的政府，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坚持其反帝国主义的政策。“三是没有正确的对内政策。”张太雷表示，革命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不是真正革命。辛亥革命的口号是排满，而孙中山先生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将其深藏不提。中国人民当时的生活问题就是土地，中国的主要群体是农民，农民50%以上的劳动产出被剥削，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革命自然就没有群众基础。排满对于人民而言没有任何利益，人民还是与清朝旧制压迫无二，革命与人民脱节，不得民心何来拥护和成功呢？所以张太雷得出结论：革命不得人民的拥护是不能成功和持久的。“四是没有真正革命军队。”辛亥革命时军队由一些土匪和旧时军队组成，难以完成革命。即使革命有些“成功”，各革命军领袖就各据一方，各顾各的利益，心中没党的存在，党也没有可靠的军队，怎么可能成功呢？“五是没有省及地方的基础。”文章指出辛亥革命是上层军事行动，是军事政变推翻政府，表面上看是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但是乡村和各县的统治照旧，各省的行政和财政权照旧，大多革命党员开始为己争权夺利，为保位各省与袁世凯妥协，南京政府又不能反对各省意见，从而南京的革命政府失去指挥各省的能力。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革命缺少上下联动、点面结合、内外出新等因素，虽然有革命，但未完成革命的使命，所以革命和运动还要继续。
以上就是对张太雷在《人民周刊》发表文章特征的分析。当然文章中还有批判与鼓动交融、运动与革命互进等特征，不再一一赘述。这些宣传形式和宣传策略在国民革命时期积极向广大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
（作者为常州三杰纪念馆党支部副书记、副馆长）
（《人民周刊》2026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