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周刊》在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战略研究

编者按：2026年2月7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报刊、张太雷创办的《人民周刊》创刊100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刊发相关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报刊史是政治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汇点。2026年2月7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报刊《人民周刊》创刊100周年纪念日。该刊于1926年2月7日至1927年4月10日在广州出版，共发行50期。它作为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在宣传革命理论、指导工农运动、评论时政等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对现存49期《人民周刊》的原始资料（其中第46期缺失）的全面梳理，并采用文献计量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刊物核心作者群体进行数量统计，对刊载的文章进行系统划分，可还原《人民周刊》作为一份大革命时期机关刊物的立体图景，为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份基于实证的个案研究。

一、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催生了《人民周刊》的诞生

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被称为“大革命时期”。这场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其宗旨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在这期间爆发的北伐战争、五卅运动等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民众的觉醒。在这场运动中，广东地区政治文化日趋激进，特别是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巩固与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东已成为全国革命中心，舆论阵地的争夺亦随之白热化。正如《人民周刊》在《本刊宣言》中所申明，其使命正在于驳斥那些“妨害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理论与政策”，“以免淆乱人民之观听”。面对反动势力散布的妥协论调以及港英当局等的反共宣传，中共广东区委迫切需要一份强有力的机关刊物以统一思想、指导运动、分析时局，并协同进步力量进行反击。在此背景下，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助手和中国国民党宣传部干事，同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太雷承担起创办重任。该刊在宣言中开宗明义：“《人民周刊》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刊物”，其宗旨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依附势力，为反帝运动提供理论与策略指导，唤起工农群众参与民族运动，并向革命政府贡献意见。刊物出版频率基本维持每周一期，虽偶有合刊或延迟，但在动荡时局中实属不易。其版式亦随革命形势需要而调整，1至25期为铅印16开本，第26期起改为更及时便捷的4开小报形式，直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的4月10日被迫停刊，共出版50期。周恩来、张太雷、陈独秀、陈延年、邓中夏、阮啸仙、恽代英等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期刊设有“一周述评”“社论”“谈话”“专载”“名著”“人民生活”“纪念”“报告”“宣传大纲”“特载”“论文”等栏目，刊载的文章既生动又富于战斗性。

二、《人民周刊》的核心作者群体以笔为戈协力办刊

对《人民周刊》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以中共党团骨干为核心，同时涵盖进步人士及工农运动领袖的作者群体。虽背景各异，但均以笔为戈，共同投身于革命宣传。

（一）主导者与灵魂人物：张太雷

作为创办者和前29期主编，张太雷是《人民周刊》绝对的中心和灵魂人物。据统计，张太雷使用太雷、大雷、雷、大、木、春等笔名发表的文章高达86篇，平均每月近10篇，有时一期之内以不同笔名发表多篇。其中，近60篇文章都在揭露反动势力的本质。他在“一周述评”中对军阀混战、广东内部政务、国际形势等时事进行了及时、犀利、充满战斗性的短评，旨在快速引导舆论。在“社论”中，张太雷则展现出作为理论家和策略家的深度，撰写了《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呵》《此次北伐与人民的自由》等重要文章，深入探讨革命根据地建设、北伐战争的政治意义、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等根本性问题。他的文章不仅分析形势，更提出行动方针，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此外，他还起草了大量宣言文告，并配合各种纪念日撰写了《纪念中山先生》《巴黎公社纪念日》等文章，利用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张太雷以其高频产出在理论教育、政治斗争以及动员实践方面，全面塑造了该刊作为革命政刊的论说风格与政治立场，使得《人民周刊》成为宣传革命、动员群众的关键阵地。

（二）工人运动理论家与鼓动家：邓中夏

邓中夏是该刊的第二大撰稿人，可查证发表文章约19篇。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的文章主题高度集中于工人运动、罢工斗争及相关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分析。在首期《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一文中，他将罢工定性为从经济斗争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典范，奠定了政治基调。随后在第38期《省港罢工中心政策》中，他系统提出封锁香港、特许证制度、坚持联合战线、拥护革命政府四大策略，将罢工提升为组织化的反帝系统工程。两篇文章共同完成了从革命理论到斗争实践的跨越。同时，他擅长将具体的工人斗争置于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宏大框架下审视，展现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广阔的视野。邓中夏的文章逻辑严密，论据扎实，鼓动性强，是《人民周刊》在工运宣传方面的旗帜。

 

（三）党的领袖与理论权威：陈独秀

尽管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事务繁忙且身处上海，陈独秀仍以笔名“独秀”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约6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通常被置于“特载”或“论文”栏目的显要位置，其内容多涉及全党性的重大政策、对革命阵营关系的原则性论述以及对全国时局的权威分析。陈独秀的文章高屋建瓴、政治性强，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官方立场，为《人民周刊》提供了来自中央层面的理论支持和政治合法性，提升了刊物的权威性。

（四）其他重要作者群像

在撰稿阵容上，《人民周刊》汇聚了多元而精锐的力量，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到实践的多层次宣传网络。周恩来虽发文数量不多，但所撰《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等文章极具政治分量，反映了其在军事与政治工作中的战略思考。恽代英则以敏锐的文笔，通过青年运动评论与实地调查报告，发挥了重要动员作用。刊物尤为注重一线经验的传达，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农民运动领袖与黄平等工人运动干部的文章，为斗争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与具体案例。同时，进步人士的参与及对革命先驱遗著的刊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刊物性质。此外，通过译载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以及国际工人代表的讲话，刊物彰显了其国际革命视野与理论自觉，从而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革命话语体系。

三、《人民周刊》宣传体系运作机制展现出卓越执行力

《人民周刊》在短短一年零两个月的存续期内，之所以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在于其背后有一套高度自觉、结构严密、策略灵活的宣传体系。其建构与运作，清晰地展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领域的卓越执行力。

（一）根本遵循

《人民周刊》的一切宣传内容，根本上由其作为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的性质决定。主编张太雷在发刊词中定下的“为人民利益奋斗”基调，使得每一期出版都不是简单的新闻周期行为，而是一次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刊物内容的选择、议题的设置、论调的高低，均严格服从于广东区委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工作重心的调整。《人民周刊》从不满足于被动报道事件，而是深度介入对时局的诠释，其核心方法论是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迅速纳入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之中。在革命形势复杂微妙、反动势力不断滋扰、民众认知水平参差的背景下，《人民周刊》通过持续不断地廓清敌我友界限，批驳各种妥协、调和的错误言论，从而在思想认识上“统一革命战线”，使宣传工作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

（二）核心架构

为实现革命宣传目标，《人民周刊》构建了一个功能明确、结构互补的内容系统，通过差异化的栏目设置，将宣传任务分解为六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服务于政治动员与理论武装的核心宗旨。一是时事评论类，此类文章以“一周述评”“述评”“时评”栏目为核心载体，其首要特征是强烈的时效性与鲜明的战斗性，以犀利简洁的笔锋，在事件发生后的最短时间内，定调定性，塑造主流舆论。二是理论政策类，“社论”“论文”及“名论”栏目是此类文章的集中呈现平台，承担着理论建构、政策阐释与战略分析的核心任务。这类文本追求系统性与深刻性，旨在提供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三是文件宣言类，“专载”“特载”“宣言”及“宣传大纲”栏目所刊文本，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及各级工农团体官方文件的直接载体，使《人民周刊》成为发布政党意志、传达中央决议、进行大规模政治号召的渠道。四是纪实通讯类，以“人民生活”“报告”“通讯”为窗口，通过纪实通讯类文章将视角坚定地投向基层社会与斗争一线，一方面以血泪事实揭露反动势力的残酷，激发读者的阶级义愤，另一方面也为党的政策制定与策略调整提供了鲜活的一手材料与经验镜鉴，增强了宣传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五是纪念动员类，在重要革命纪念日，刊物会集中推出系列文章与宣传大纲，旨在将历史事件与革命先烈符号化、政治化，通过周期性的重温与阐释，把历史记忆有效转化为当下的情感凝聚力与行动号召力。六是杂谈译文类，“谈话”“随感录”“毛锥”“名著”等栏目，构成了刊物内容体系中形式最灵活、风格最多样的部分。其中既有短小精悍的杂文、随笔，也有系统译介的马列经典文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丰富了刊物的文本形态与阅读层次，在政治论述之外，迸发了思想火花。

 

（三）实践策略

在具体操作上，《人民周刊》主要运用了两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技巧。一方面是纪念动员的仪式化运作。刊物并非简单地记录历史，而是主动将革命历史转化为可周期性运用的动员资源。它选择并策划了一系列纪念议程，如在重要革命领袖逝世纪念日，以及二七惨案、五卅运动、巴黎公社纪念日等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推出特辑、专刊与系列文章。通过对革命先贤与历史事件的崇高化叙事，以及与之配套的宣传大纲，刊物成功将散乱的事件构筑为稳固的纪念仪式。这使得抽象的革命传统与价值得以在具象的仪式中被重温、体验和强化，将个体的历史记忆编织进集体的政治认同之中，从而有效地激发持续的革命情感与使命感。另一方面是实证化叙事策略。针对革命理论话语与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隔阂，《人民周刊》创造性地采用了实证化的叙事策略。通过《高要地主团屠杀人民之经过》中血淋淋的暴行细节，来具象化“封建压迫”的残酷；通过描绘省港罢工工人日常的坚持与牺牲，来诠释“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质，将宣传的锚点牢牢扎在群众的现实经验与情感结构之中，用故事代替论证，增强了宣传内容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作为一份百年前的党刊，《人民周刊》的实践对今天的新闻舆论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一，是坚持鲜明的人民立场与问题导向，始终将宣传焦点对准人民关切与社会矛盾。其二，是勇于创新宣传形式与话语方式，从栏目设置到图片运用，再到实证叙事，展现了适应时代与受众的传播自觉。其三，是善于在复杂局面中构建话语联盟，通过多元作者和统一战线话语，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扩大影响。这些诞生于革命烽火中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宝贵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借鉴。

[作者朱成山为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邹紫玉为常州大学2024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人民周刊》2026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