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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参加《人民周刊》杂志社成立10周年座谈会，我接到邀请，特意从外地赶回来。从2024年第1期开始，《人民周刊》为我开设了“‘长城之子’话长城”专栏，记录我与长城相依相伴的人生。两年下来，共刊发了43篇稿件。这是一次以长城为主题的持续的宣传，在读者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收到了很多正向的反馈。
其实，以往对长城在文化方面的传播做得还不够。2008年，北京办奥运会的时候，某部门接到了一项任务，做一本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图书，他们就做了一本《锦绣中华》。后来领导建议，还是做一本客人愿意看、愿意带走的书。有人就提议，做一本关于长城的书。长城既能代表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也能代表我们的文化。样书做好后，有关领导找到我，一是希望我能做这本书的主编，二是让我看看有没有缺失重要的历史段落和重要景观，里面还有没有错误。那时我正在主持“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长城志》的编纂工作。
我把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看了一遍，说：“此书若想做出长城应有的文化，至少要正面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为什么持续2000多年不断地修建长城、使用长城；二是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长城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什么；三是长城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将给国际社会贡献什么。如果不能回答这三个问题，那这本书就没有做出它应有的文化品质。”
我们做长城研究，影响面特别小。只有通过媒体把相关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所以特别感谢《人民周刊》开设长城专栏，用来传播长城文化。
今天，我还差7天就70岁了。70岁了，长城人生旅程到了新节点。我已经辞去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等职。下一步，想把40多年前徒步考察长城日记整理出版，然后去走访日记中记有名字的向导、房东等。当年，每天走到哪，住到哪，向导是谁，房东是谁，吃的什么，我都在日记里记得特别清楚。走访是去感谢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或是他们的后人，走访还可以写一些新的作品。可以与长城的一些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相结合，能与40年前日记中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状况做对照。
做这件事的起因是2023年3月，整理日记时，我看到在迁安冷口时住在赵顺龙家。赵顺龙身形高瘦，不爱说话，略显腼腆；他媳妇身材矮胖，特爱说话，是村里的妇联主任。当时他们40多岁，我们20多岁。他俩的身材对比明显，我就在日记里记上了。因为下雨，在他家住了两个晚上。临走时，他媳妇就说，这刚熟悉你们就要走了，还挺舍不得的，还说：“以后再过我们家的时候，别把我们这门迈过去。”我说，不会的，来了一定来。她丈夫这时搭了一句话：“还来呀？还来啥呀！”我说，来，保证来，肯定来。
看到日记上这一段时，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快40年了，当年虽说了肯定去、一定去、保证去，到底也没去。我打电话给办公室主任，让他把第二天的所有活动都推掉，7点开车陪我去一趟迁安。算起来，他们有80多岁了。买了些老人家吃的东西就出发了，可不知道这两位老人是不是还能享受到我的心意。这一路上，我闭着眼睛一句话都没说。
赵顺龙家住哪里，我已经不记得了。到了冷口，问一个岁数大的人，他说，就前面第二个口拐进去第二个门。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一点儿了。他又说，他没在家，他老婆住院，在医院陪床呢。然后指着前面一个干活的农用车，说边上是他儿子。听了我的来意，他儿子同意带我们去医院看望。出村不远，正好看到他爸开着“老头乐”来了，原来这天他们出院回家。
看到我，他们已经认不出了。当我提起当年徒步长城的事，他们就想起来了。在他们家待了一个小时，聊了一些40年前的事情。转瞬间，我们好像都回到了40年前。妇女主任还是那么爱说，赵顺龙老人还是有点腼腆地在一旁笑着听我们说话，偶尔插上一句。
2024年7月，做“跟着董耀会再走长城”活动，走到河北迁安时，记者提议采访一个当年走长城认识的人。我说行，明天去冷口就可以采访赵顺龙老两口。第二天早上，记者告诉我，他们通过迁安市委宣传部和赵顺龙家取得了联系，老两口都已经不在了。2023年5月，也就是我去赵顺龙家两个月后，天气转凉，他们用炉子取暖，老两口煤气中毒去世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
从那时，我就想日记出版后，去走访一下当年接待我们的人，或者他们的孩子。山里头很多农村人，可能一辈子除了家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外，别人都不会知道。至少那些和我们接触过的人，在我的日记里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日记中有名有姓的有2000多人，我会留本日记给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或他们的后代作为纪念。这是我接下来想做，也只有我能做的事。当然，辞去了长城机构的领导职务，永远也不会离开长城。长城研究、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播的事，我还会继续努力去做，继续和《人民周刊》一道讲好长城故事。
（本文为作者在《人民周刊》杂志社成立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人民周刊》2026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