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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拍文物

常嘉煌(口述) / 本刊记者 何娟(整理)    2026-01-20 16:59:00    《人民周刊》

编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刚刚过去的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而我有幸小小年纪就与故宫结缘,一岁到两岁随父亲母亲住在故宫,他们在故宫午门筹办敦煌文物展览会。

 

2025年元旦,常嘉煌(右二)与儿子常飞(右一)、女儿常华(左二)携家人在故宫角楼合影。(常嘉煌供图)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文物展览会,展出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摹本,是我童年的艺术启蒙。这段从莫高窟到紫禁城的文化历程,为我后来在故宫当摄影师的岁月埋下伏笔。

1971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陪周总理和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总理突然转身向王冶秋问道:“那位敦煌的常书鸿怎么样?”因为这一句话,我的父亲被解放了。

次年秋天,父亲被接到北京治病。我随他住进北京动物园附近的一处招待所,那里是新疆办事处,但是门口有“国务院二里沟”的招牌。入住以后才知道,院内有受到周总理保护的三家人,贺龙元帅和傅抱石先生的家人也都在此。

客居京华,夜夜敦煌入梦来。在这里,我陪父亲完成了提交给周总理的报告,关于敦煌艺术、关于西北石窟,字字句句,都让我感受到保护文物的意义,以及党和国家对相关工作的重视。

王冶秋常来看望我们。他很关心父亲的身体,问寒问暖,还讲了很多故宫的故事,我非常感兴趣,也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在故宫的趣事。得知我很喜欢照相,王冶秋提出:“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需要摄影师,你愿不愿意来帮忙?”我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那年我21岁,又住进了故宫。

 

1973年,常嘉煌与出土文物展览摄影组的同事在故宫合影(左起常嘉煌、石志民、王苗、李江树)。(常嘉煌供图)
 

“文革”期间,红卫兵闹着进故宫“破四旧”。1966年8月18日,周总理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关闭故宫。与此同时,外媒频繁揣测故宫已毁,许多外宾来华也都提出访问紫禁城。在王冶秋等人的推动下,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同期筹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我也有幸加入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见到许多尘封千年的奇珍异宝。

机缘巧合的是,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也是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百年诞辰。2025年春天,“业守精勤 匠心永驻——罗哲文百年诞辰纪念展”在故宫开幕,展出其生前使用的相机、卷尺、测绘工具及手稿,全面回顾其文物保护生涯。

罗哲文就是出土文物展览摄影组的负责人,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罗老师与我爸爸是好友,他很好奇,问我为什么学摄影?我说爸爸告诉我:“那个年代画画,笔画会被误解为反动标语,而摄影不会有这种嫌疑。”罗老师认为,这两者有微妙的联系。他笑着宽慰我:“绘画和摄影都是艺术,你是艺术家之子,这两方面可能比普通人更有天赋。”

罗老师的话让我很受鼓舞。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汇集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摄影组有敖恩洪、吴寅伯、黄翔等著名摄影师。何其有幸,我年纪轻轻就进入国家级艺术殿堂工作,向众多专家学者学习。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赠送的相机,就是新时代的画笔,帮我开启书写刻画与文物有关的故事。

有一次,拍摄越王勾践剑时,为了控制剑与背景的距离,这把剑需立放在台座上。虽然安置得很稳固,但为防万一,老师还是让我将手轻悬于剑尖上方几厘米处,以便万一发生震动时可及时护住文物。相机快门声响后,我自然地放下手,没想到剑尖相当锋利,一下子手心被刺破,鲜血涌出。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同事们都很紧张,提醒我小心破伤风。我不以为然,笑着宽慰大家:“这可是两千年前的剑,就算有破伤风菌也活不到现在吧。”

还有一次,云南送来的一件青铜器因有裂痕,原计划不予展出。我提出尝试修复的想法。借助绘画技艺,最终将它恢复得天衣无缝,连专家们也未能看出原先的破裂痕迹。他们甚至打趣道:“你干脆转行做文物修复吧。”

那个年代,文物出土的消息总是不时带来惊喜。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工人意外挖出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里面竟装着上千件唐代珍宝,包括精美的金器、银器、玉器等,不仅价值高,一些富有异域风情的宝物,更反映出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相互碰撞、融合、创新的过程。

为了拍摄记录这些文物,我们在故宫展开了紧张的拍摄工作。大家恪守专业,始终处于高度专注的状态。几位老摄影师因视力不佳,每当用大型相机取好景、构好图后,便会把调整焦距的任务交给我。这样的实践机会,是我学生时代从未敢想象的,每一次操作都让我倍感珍贵,让我充满敬畏。而我在工作之余,也积极参与新人的业务培训。这份“老带新”的传承,让我们对工作有了更深的情感纽带。

与此同时,每到晚上加班拍摄,紫禁城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看着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国家宝物,我心中总会升起一股沉甸甸的戒惧:会不会有人趁机来盗窃呢?有一次窗外闪过人影,让我心头一紧,瞬间脑补与窃贼搏斗的情景。摄影老师笑着告诉我,为了保护国家珍宝,工作室外有24小时值班的解放军战士。

工作之余,与专家老师们相处的日子里,生活故事也颇多。那时,我们的工作室设在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宿舍就在武英殿旁宝蕴楼后方平房,每日一同去旁边食堂吃饭。有一回,美术组的周令钊先生竟将大家饭后刷碗桶里的泔水,舀出来当汤喝了。这位曾多次为毛主席画像的大师工作专注细致,生活方面却粗心至此。记忆回到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每每想起这一幕,心里仍是一阵发涩。

黑白影像年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形象,一个个文物的、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我的故宫往事。那座金碧辉煌的殿堂,深藏无数国家宝藏与民族记忆。站在建院百年的新起点,衷心祈愿故宫能以深厚的底蕴与不灭的光华,为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守护初心与光明,让历史之音在未来岁月中久久回响。

 

(《人民周刊》2026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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