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能写出《阿Q正传》和《故乡》等传世经典?
柳青为什么写出了《创业史》那样史诗级的大小说?
一大原因是人家有自己的根据地。

浙江人鲁迅的根据地是他的家乡“鲁镇”和“未庄”,陕北人柳青的根据地是他的第二故乡长安县皇甫村。鲁迅18岁前一直生活在家乡,柳青在皇甫村住了十几年,他们对那里人的大事小情甚至家长里短,熟悉得像自己的五官和手指头,创作素材自然丰富又生动。
根据地之于文学艺术家,像一棵树的根,如一座山的基,似一条河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地,是创作灵感的生发区,很可能成为大文豪、大艺术家的“龙兴之地”。
柳青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他在皇甫村用十几年如一日的生活和创作,践行了自己的“作家生活观”,证明了这种“生活观”的真理性,皇甫村也成了柳青腾飞的基地。
只有落后的地区,没有落后的作家、艺术家。把自己生活的欠发达地区当成创作根据地的作家艺术家,成功率都很高。陈忠实的白鹿原,李娟的阿勒泰草原,刘亮程的沙湾乡村,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岸,都是远离繁华的偏僻之地,但他们都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写出了很耀眼的作品。他们能成功,就因为他们把许多人瞧不上的地方当宝地,坚持不懈地在那里“打小口径深井”。
有些文艺工作者认为,“我就在生活里,没必要深入生活”。这是把“在生活里”和“深入生活”混为一谈了。思想认识上的“差之毫厘”,很可能导致创作实践上的“谬以千里”,他们和“生活”的关系,就很容易成为油水关系而不是水乳关系。他们不愿意走进生活深处,不愿意吃深入生活之苦,不喜欢和普通百姓交朋友,很喜欢在熟悉的小圈子和“象牙塔”里打转转,他们所谓的“在生活里”,只是像普通人那样“活在生活里”,并未“深入生活”。满足于“在生活里”的文艺家是水上漂萍,自然看不到生活深处的万千气象和无限风光。不知他们知道不知道,文艺家远离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远离他们的作品;文艺家成为人民的知音,老百姓才会变成他们的粉丝。
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因为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平常又懒得走进生活深处,就成了文艺家中的“穷人”而不是“富人”。他们是懒汉,即便偶尔受邀到基层采风,也是“身到心不到”,或漫不经心,或浮光掠影,“看到什么算什么,听到什么算什么”,从来不肯深挖细找生动的细节,也不想了解故事背后的故事。他们写东西,只是为了给邀请方“交差”,写出来的东西不是细节不真实,就是想当然加乱拔高,必然既不会打动自己,也不可能打动别人,有些作品甚至因为编得太离谱,成为该单位或当地人的笑料。
没有根据地,不知何处是妙境;有了根据地,方知此地是宝地。这里有万象,可以生万物。身在根据地,如鱼在水中,如鹰在长空,如虎添双翼,受益无穷多。
没有根据地,只能“打游击”。蜻蜓点水式的所谓采风,走马观花而已,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写出来的作品常常“骨头比肉多”,或“瘦得皮包骨头”,形象显得苍白,细节难以真实,语言难以灵动,若想感人难上难。
没有根据地,创作时底气就不足。不熟悉生活,没有海量的素材,作品里就没有生动的细节,人物的血肉就不丰满。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真正生动感人又传神的细节,是生活的馈赠,也只能从生活中来,编是编不出来的,生编硬造出来的细节就会“一眼假”。
没有根据地,作品轻飘飘。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鲜活的生活素材,没有家国情怀和大情大爱,歌词和曲谱里说的唱的是与现实无关的没愁强说愁,或是虚情和假爱;诗词里吟咏的是一己的喜怒哀乐,或小情小趣;散文中絮叨的是自己或朋友的芝麻碎事,不是“无病乱呻吟”,就是“小病大呻吟”。诸如此类的文艺作品,给人的感觉不是轻飘飘,就是油腻腻。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许在小圈子里会受到热捧,但广大读者和观众看了听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印成书也是“印刷垃圾”。
文学艺术家中,报告文学家也许可以没有根据地,因为他们常常需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走到哪里唱哪里”,一路行走一路歌。但如果身入心没入,作风不扎实,感悟不深刻,提炼不到位,用情不专一,没有被采写的对象“灵魂附体”,搬材料,堆故事,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有形无神”,照样难以打动人。
诗人或许也可以没有根据地,但他们必须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更必须有来自生活深处的真情实感。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几乎以写诗为职业的诗人,在大唐帝国的土地上且行且吟,边走边唱,佳作有很多,但他们尤其是杜甫有融化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怀和悲悯之心,所以他在安史之乱后的颠沛流离中能写出“三吏”“三别”,能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写出“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千古名作和佳句。李白是千古一见的“谪仙”,有天纵之才,有绮丽的想象力和超凡的表达力,他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他说“燕山雪花大如席”,他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貌似不靠谱,却都是基于现实的浪漫。古往今来的诗人无穷多,只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只有他能一路行吟一路歌,所吟所唱多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仙”一“圣”,是无法复制的孤例,后人只能仰望,无法效仿。
文艺家的根据地,可大也可小,可近也可远。可以是故乡,也可是他乡;可以是一企业,也可是一县域;可以是一村庄,也可是一社区,甚至可以是一家族。只要自己感兴趣,地方无论大小,距离无论远近,均可选为自己的根据地。
文艺家的根据地,无贵也无贱。可以是城市,也可是乡村;可以是平原,也可是山区;可选经济发达区,可择经济落后地。只要觉得与自己有“缘分”,即可选为自己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根据地。
一个根据地,就是一个小社会,虽小乾坤大。看似小地方,连着大世界。身在根据地,可以察众生之相,可以探时代之变,可以知百姓之乐,也可以知百姓所想,还可以知百姓所愿,而且在这里看到、听到的人物和故事,个个都活生生、鲜灵灵。身在根据地,上可望辰星,下能接地气。文艺家接地气,创作就有底气,创作之路也会越走越宽广。
一个根据地,也是一部无字天书。这部大书里,未知的世界大,寻常人家的“一地鸡毛”里可能藏着时代风云,庸常老人的满头白发与大千世界可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个山村在新时代的变迁可能就是一部新“创业史”……谁也不知道散落在无字天书里的好宝贝有多少。读无字天书,用眼读、用心读,日日读、夜夜读,把那里的人和事读懂了,读透了,就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文艺家尤其是小说家甚至散文家等,若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离不开讲故事。这个好时代,不缺好故事,缺的是发现好故事里时代美的好眼力,还有把好故事讲好的文艺家。根据地是个好地方,精彩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生动的语言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多,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文艺家们窝在“象牙塔”里“打死也想不出来”的精彩故事和生动语言,在根据地里常常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抓就是一大把。
我们常说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许多文艺家的创作实践表明,文艺家先须深入生活,作品才能高于生活。从曲波的《林海雪原》、梁信的《红色娘子军》,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莫不如此。电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员们当年都曾深入海南岛,与老红军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几个月,扎扎实实地体验生活,真真切切地感受生活,所以她们的表演既真又美。为了完美再现山西永乐宫前世今生的人物故事,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导徐珺蕊带领创作团队,“无数次走进永乐宫寻找灵感”。被誉为“黄河画家领军人物”的江苏画家徐惠君,以黄河壶口为根据地画黄河,每年在壶口瀑布驻留十几天,近年里总驻留时间达700多天。他笔下的黄河水既磅礴,又灵动,形似与神似结合得堪称完美,是画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个范本。文艺家获取生活素材的源头如果不丰沛,“高于生活”就成了“拔着头发想上天”的空想。有了丰厚的来自生活的鲜活素材,文艺家塑造人物、升华主题,就有了坚实的根基,这是被无数成功的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证明了的基本经验。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化,这一条铁打的规律依然不能不遵循。
我们常说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根据地就是最好的切入点。“走进实践深处”,认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这里是最好的窗口。把“云深不知处”的好宝贝挖出来,这里是最好的富矿区。社会在变,根据地也在变,常去根据地,常去常新鲜,好故事会滚滚来。
深入根据地,心入根据地,不是像井底的葫芦那样“浮在下面的上面”,也不是像走亲戚那样,坐一会儿,看一眼,就走了。而是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与那里的各色人等打成一片,广交朋友,知心朋友多多益善,酒肉朋友也不拒绝。朋友多了,故事多了,选材时就能够游刃有余,创作时就可以厚积薄发,“天机云锦用在我”,巧接妙连两由之。
深入根据地,解剖根据地,吃透这个五脏俱全的“小麻雀”,研究那里的众生相,理清那里的人脉线,熟知那里的前世和今生,成为那里的“事事通”。一个“腹有诗书”又满肚子故事的文学艺术家,无论写什么,深度厚度都有了,必然会血肉丰满有温度。
深入根据地,结交了各种朋友,熟悉了国情民情,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筚路蓝缕和巨大贡献,认识了许多在星空下默默闪烁的凡而不凡人,知道了谁是改变中国的英雄,就找到了“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创作方向,就有了“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的自觉性和澎湃之情,也不会为“写什么”而困惑了。
深入根据地,悟透根据地,灵感会被点亮,激情会被激活,文思会如泉涌,下笔如有神助。文艺家不负根据地,根据地就不会负了文艺家。文艺家想创作既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又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就能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深入根据地,要善于钻进去,还要善于跳出来。文艺家“钻进去”是为了“跳出来”,“沉下去”是为了“游上来”。钻进去以广集素材,跳出来以提炼升华,找到地方个性里的时代共性,精心加工来自生活深处的原材料,让好素材“流金淌银”,让好题材流光溢彩,让好主题深入人心。如此这般,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就能“下接地气,上接天际”,兼具时代美、思想美和艺术美,自然会为大众而不是小众所喜闻乐见,也会成为人民群众精神食粮的一部分。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当然还可以有其他形式,但创建一方自己的根据地,显然形式更好,收获更大,“性价比”更高。在根据地里获得了丰厚的素材,有了深刻的感悟后,是在根据地里“边生活边创作”,还是在家里创作时“常回家看看”,那就悉听尊便。
有出息有担当的文学艺术家,带着家国情怀和创作意向,在根据地里沉浸式体验,创造性观察,全身心感悟,倾听天籁般的时代进步的铿锵之声,研读“无字天书”里的中国风情,破译复兴伟业的中国密码,发现好故事里的中国魂魄,探索讲述好故事的中国风格,传播乐观向上的中国力量,是使命,也是乐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文学艺术家说:“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总书记的这番话,说出了人民的心声,有雄心的文学艺术家,有根据地的文学艺术家,应该挑起这副千斤担。
(作者为新华社宁夏分社、吉林分社原社长)
(《人民周刊》2026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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