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天人合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古人对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认知和思考，强调宇宙与人的万千联系、相互影响，即天人相通、万物一体，并发展为一系列处理天和人关系的理念与制度。具体在环境保护领域，天人合一则表现为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生产生活，取之有道、用之有节，保护自然、回馈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与古代实践

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大地，从对自然的敬畏到对万物的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天人合一”典出张载《正蒙·乾称篇》中“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阐明了儒家的宇宙观即万物一体、天人合德。该词虽最早见于北宋，但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周易》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先哲关于天人关系的阐发和表达虽各有不同，但坚持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的统一，追求人与万物、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场，是彼此相通的。可以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经典命题，这一思想承载了中华文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体悟，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共生中形成的智慧，同时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景，既是中华民族宇宙观的表达，也是价值观的凝练，更是方法论的实践。

天人合一的古代实践首先体现在“顺天之时，因地之和”尊重自然规律上。古人在劳动实践中认识了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安排农业生产。例如，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就是古人在观天象、勤劳作的过程中，对四季变化、寒来暑往的认识，这个认识也指引着农业实践——顺应天时。“顺天之时，因地之和”是古人在农业生产领域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动体现。它既强调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根据时序安排耕作，或宜早或推迟，根据土壤性质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改良办法，提高作物产量。

天人合一的古代实践也体现在因地制宜运用自然规律上。中国地域广袤，国土辽阔，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劳动人民，善于结合各地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安排生产生活。南方地区常见的桑基鱼塘和民居天井等，都是古人利用自然规律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美好家园的体现。桑基鱼塘优良生态的产生与中国古人开发利用江南区域洼地的劳动实践密不可分。古人在劳动实践中掌握了生态的循环方法，根据生态要素的互相利用，逐步发展“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养殖模式。天井是遍布南方的传统民居建筑元素之一。天井在不使用电力的情况下可以为建筑物内部降温，又在柔和光线、植物景观、净化空气、扩大采光、改善通风等诸多方面契合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千百年来，遍及各地的水利生态保护工程世代造福百姓。四川的都江堰、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和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等，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典范。

天人合一的古代实践还体现在制度化管理和保护自然环境上。古人把保护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周礼》就记载了当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虞衡制度，即通过设立特定官职管理山川、林木、水泽资源。虞衡制度正是古人在追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背景下产生和完善的，目的在于规范百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制止和惩罚少数过度索取自然资源以致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这一制度对于维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无疑是有益的。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天人合一的契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强调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其客观规律，人类应遵循自然界固有规律，与自然界共生共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提倡人类应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则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和谐共生。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思想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共同目标面前，展现出深刻的契合性和互补的价值指向。

中华传统文化从“天”与“人”的角度出发，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和宇宙秩序。这与马克思主义将人视为社会的存在者，并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相吻合。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相互依存，揭示了自然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同时又是人类改造的对象。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发展依赖于人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反映了人类生命状态的真实面貌。古代人在天地之间生活，以敬畏心顺应自然规律，未曾妄自尊大。现实中的自然既是被对象化的自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而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劳动与自然互动，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展示了自己的主体性，实现了自主的发展和价值实现。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才是人的本质存在的基础，是现实生活的必要元素。在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基础上，马克思将实践和历史因素引入人与自然的互动，通过这一关系反思人类自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就在于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一观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内在的契合点。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崇尚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文化传统，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类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及对生存发展本质的认识，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生存哲学观，而且为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天人合一思想相结合，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实践，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对天人合一的探索与实践

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懈追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伟大成就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与增产增收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保障革命生产和根据地百姓生活所需，减少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心，进行了大规模的拓荒和生产。与此同时，在实践和调研的基础上，党因地制宜，科学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保护森林、涵养水土、植树造林等政策和法规。在生产力较为落后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特殊时期，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领导军民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运动，在实践中践行天人合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既实现了农业的增产增收，保障了全国的粮食供应稳定，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的生态环境。人们以愚公移山般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掀起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建设高潮，完成多个大型水利工程、大型防护林工程，在一些地方实现了通水、固沙的壮举，堪称奇迹工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展“四大水利”工程建设，即治理淮河、治理长江洪水、治理黄河、治理海河，形成防洪、排涝体系，奠定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生态环境工程建设或开启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优化了民众生活的条件，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生产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萌芽悄然生长，林木种植活动逐渐兴起。此外，现代环境法治建设亦在这一时期揭开序幕，为后续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治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大幅度发展，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从“植树造林”“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到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党和国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环境保护和人的权益保障越来越充分。1983年，我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投入大幅增加，环境污染治理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不断加强，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持续改善，森林面积不断增加，各种自然保护地逐渐建成。环境保护事业自20世纪80年代后全面进入法治化、规范化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包括新中国首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成立并健全环保机构；司法领域逐步探索环境保护裁判实践，如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不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经济社会建设的历史成就，也在生态建设方面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新时代新征程继续践行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这一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思想，不仅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指导着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也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天人合一得到新的诠释与发展，正随着时代的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助力实现美丽中国宏伟目标，并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科学产物。其中，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哲学命题，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非对传统概念的简单复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治理理念。这一思想强调，人类与自然不仅是相互依存的整体，而且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必须坚持生态文明的价值导向，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这种理论上的守正创新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精髓，还通过与当代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相结合，拓展了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通过守正与创新的双重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治理的有机结合，不仅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理念与智慧。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天人合一的守正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更是对全球生态治理的战略性引领。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绿色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底色，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地球增添了更多“中国绿”，扩大了全球绿色版图，既造福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于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中，在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保护“优美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真正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生态理念。

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建立在对天与人的规律、关系的认知不断探索和加深之上的。天人合一，随着科技的发展、认识的更新，还有更多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天人合一，天惠人，人惠天，天人互惠。

（作者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民周刊》2025年第12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