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助力扩大内需

2025年9月13日，第九届财经发展论坛圆桌论坛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三个分主题。

第一场圆桌论坛聚焦于财政政策，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刘小兵主持。论坛汇聚了多位财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围绕财政政策如何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有效扩大内需、应对挑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研究生院院长、财政税务学院白彦锋教授认为，扩大内需面临人口老龄化、收入波动、人工智能对就业预期的冲击以及物价波动等多重挑战。其中物价走势与税收密切相关，税收不仅是价格的重要构成部分，也会对物价形成传导效应，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和行为。他指出，我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自2012年18%左右下降至2024年的13%左右，税收结构中的间接税比重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约60%降至约40%，而直接税比重已从1994年的15%升至30%左右。这些结构性变化会通过物价影响公众对经济冷热的感知，进而影响内需扩张。他建议，“十五五”期间财政政策应避免过度依赖传统减税措施，而应规范税收优惠、完善与新业态相匹配的税制体系，稳定和改善公众对经济的正向预期。同时，应把“投资于人”置于更加重要位置，财政在育儿、生育、健康等领域进行数量型与素质型的综合投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构建长周期的内需增长动力链条。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主任、财政金融学院贾俊雪教授表示，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经典议题，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每当经济增速下行，财政政策往往首要着力于内需扩张。他指出，在收入端，仍有必要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但应更强调精准性，尤其是针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通过直接税的精准减免引导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和消费能力提升。在支出端，公共投资要顺应经济转型趋势，从传统基建转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强调要统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财政与货币政策三大关系，通过政策协同形成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在更深层次上，他指出民营经济信心不足是制约内需扩张的根本问题。财政政策的作用在于激励和引导，要通过稳定政策预期和增强投资信心，带动就业与收入增长，才能实现消费的持续扩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毛捷教授从政府债务视角切入，提出专项债在扩大内需和促进就业方面作用显著。他介绍，专项债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民生服务环境，吸引企业投资与劳动力流入，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挥就业拉动作用。但他同时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借新债还旧债”问题，大量专项债本金依赖再融资债券，主动偿还比例偏低，导致债务规模积累、利息成本上升，削弱财政工具的可持续性。他指出，财政政策在发挥内需支撑作用的同时，必须防范债务风险，控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主动偿债比例，将“可持续性”作为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前提。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谢贞发教授关注财政体制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影响。他指出，当前地方政府普遍更偏好投资而非消费，因为投资产生的增值税税源可以在本地分享，而消费流通全国、难以形成地方财政收入。除房地产外，地方政府通过居民消费获取的直接财政利益有限，因此缺乏主动作为的激励。此外，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税源进一步集中于少数地区，其他地区既承担税负又缺乏税源支持，区域差距扩大，也会抑制地方政府促进消费的积极性。他建议，通过财政体制机制改革让地方政府能够从消费中获得直接且较高比例的财政收入分享，从而形成正向激励机制，推动地方政府主动设计消费促进政策，使消费成为内需扩张的长期稳定支撑力量。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张牧扬副教授指出，当前不少地方财政面临资金紧张，财政拖欠企业账款抑制了企业资金流动，也间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近年来，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偿还欠款和支付利息，挤占了其他发展性支出空间。同时，他指出，今年专项债额度虽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使得实际扩张效应有限。此外，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也压缩了减税空间，近期税收政策出现趋紧迹象以稳定财政收入。他建议，应研究在统一大市场框架下改革增值税生产地原则，缓解当前“重生产、轻消费”的制度偏向，并重构中央与地方支出分担机制，减轻地方压力，并且建议提高专项债的专属性和风险防控水平，实现财政政策稳增长与风险治理的平衡。

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小兵教授提出，财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他认为，如果没有找到消费不足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那么即使经济增长了仍旧会出现消费不足问题，政府就不得不继续依赖政策来刺激经济，从而陷入循环。在他看来，内需不足至少有两种不同表现：一是居民收入充足但消费意愿不足，二是居民有消费意愿却缺乏资金。这两种情境对政策选择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不能明确区分，就容易导致盲目的需求刺激。现实情况是，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要求财政提供支持。如何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刀刃”究竟在哪里、如何界定，并非易事。财政支出若缺乏精准性，可能导致资源错配甚至新的矛盾。从根本上看，财政的职责在于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资源，但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往往超出了财政的职能范围。如果居民对未来缺乏信心，那么即便增加收入或获得补贴，他们依然可能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换言之，消费的决定因素不仅仅在于“有没有钱”，更在于“敢不敢花钱”。一旦信心缺失，再多的财政刺激也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需求扩张。他最后强调，内需扩大的关键在于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如此才能避免陷入“问题—政策—再问题”的循环，让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人民周刊》2025年第18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