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编者按：1984年，董耀会和同伴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之旅。此后，他一直致力于长城历史文化研究、长城保护和利用工作。如今，已成为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长城分会会长的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本刊开设“‘长城之子’话长城”专栏，记录他与长城相依相伴的人生。
我们徒步考察长城，是对长城的热爱与追求。简单来说，我的长城人生有两个方面的追求：一是对长城的热爱，二是对长城事业的执着。40多年的长城事业，更让我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便热爱让我们的行动充满动力，这一路上，我们也有情绪不稳定的董耀会时候，并且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这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长期野外行走，我们不仅要忍受身体的苦痛，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由于孤独，我们三个人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这不是一种主观自觉，不仅仅是试图彼此隔离或疏远的状态。我曾以为面对不平静的情绪，让坏情绪走开，等平静下来，一切就过去了。其实则不然，好情绪过后，坏情绪还会来。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好一阵子坏一阵子。我们三个人情绪都好的时候，彼此之间更容易维持平衡关系。
人都是有感情的，若有人病了，需要别人照顾，我们的关系也会好起来，另外的人也愿意去照顾病人。不过，好在这一路上我们仨都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就是拉肚子、感冒这些常见病。吴德玉的身体最弱，得病的时候也多些。平时病了也不能停下来休息，还要坚持着往前走。德玉为此吃的苦，自然就比我们俩多。
我们三个人的矛盾终于因为一次极端事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虽然不是谁制造的极端事件，却引起了我们三个人对精神状态的关注。有一次，我们很多天都联系不上德玉，本来约好了见面的日子，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他。我和张元华凑到一起了，为找不到德玉而着急。
一连几天都没有德玉的任何消息，我们猜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这种情况不同寻常。我们每天走哪里、住哪里都有计划，即便分开走，也不应该连续这么多天见不到。我和元华决定不往前走了，到计划的宿营地倒回去想办法找德玉。我们跟政府商量，通过电话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找，挨个排查有没有人见到德玉。这已经不仅仅是分离焦虑，更是一种对亲人的担忧。
终于，我们查到德玉回秦皇岛了。很快，秦皇岛那边也打来电话证实了此事。原来，德玉在最后住宿的那个村子，发现了大量汉代墓葬出土的陶罐。各种陶罐数量很大，老乡家就用这些陶罐盛东西，有的人家还用小陶罐给小孩接尿。发现这些文物，德玉觉得很珍贵，就找农民收了一批。品相好一点的、大一点的按两块钱一个，小一点的就一块钱一个。他收了几十个陶罐，都存在大队的办公室。随后，他就非常高兴地跑回了秦皇岛。
德玉不是不想走长城了，他拿了两个小陶罐回到秦皇岛，找到文物部门，希望他们能来看看，最好能派车运回秦皇岛。虽然德玉认为这些陶罐很有价值，但是秦皇岛文物部门却认为，这些汉代陶罐的价值不是很高，并且跨省收购文物也违反规定。这对德玉打击很大，他本来以为一路上如果要是收集陶罐，会有很多，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这时，伤心失望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他甚至预感，这一回来就可能回不去了。回到哪儿去呢？如果再回到他离开的那个地方，我们已经往前走了很远，他已经无法追上我们。他不是不想回去找我们，而是回不去了。他后悔了，想回去找我们，可又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到哪里了。同时，他也担心我们俩责备他。
不回去继续徒步长城就等于半途而废了，他又很不甘心。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我们不但没往前走，而且这么多天都停下来找他。他更没想到，我会回秦皇岛来追他，接他归队。我为什么要追回秦皇岛？因为“华夏子”（董耀会、吴德玉、张元华共同笔名）是一个整体，谁也不能落下，我们一个人也不能少。更何况，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自责。我和元华刚知道德玉回家的事，也责备他幼稚、愚蠢。最后还是统一了认识，认为德玉是好心，我们也商量好不再指责他。
我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是我做得不好，没有照顾好德玉。德玉归队了，元华也很高兴，兄弟还是兄弟。我陪德玉再回到偏关的时候，偏关文化局也决定不要这些陶罐。文化局派了一辆车，把这些陶罐运到偏关县城。当时偏关县文保所所长刘忠信说，把这些东西先放这里吧，我们一定给你们保管好。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后续，就是2002年7月中国长城学会组织长城考察万里行，到达偏关的时候，随团的新华社老记者屈维英在采访报道中记录了那些陶罐的事。德玉收集并运回来的陶罐，一直锁在偏关县城南门城楼顶层。17年后，刘忠信打开那个库房的门，一个都不少，完好如初。之前刘所长觉得我们有可能要带走，因为是德玉花钱收的。山西人挺厚道的，一直替我们保管了17年。
我说，这些我们就不带走了，当时也没想带走，从来也没想过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德玉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要，早就以为给了他们了。我说，把这些文物记入文物账吧，算我们捐的。那年，我们见证了这批陶罐计入偏关县文物账户清单。
徒步长城这一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还是能够相互理解，能够积极主动地互相帮助，工作的配合度也是很好的。比如，在考察途中经常要拓空心敌楼上的匾额，在大山里没有梯子怎么办？我们就搭人梯。因为德玉个头小也最瘦，元华还要照相，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德玉踩在我的肩膀上。他在上面拓匾，很不好干，特别是冬天很冻手，还不能戴手套。如果遇上刮风就更难干了。长城在山上，风本来就大，干完活我的脚都站麻了，德玉的手更是冻麻了。
当时需要做拓片，一路行走又不可能带墨汁和工具。我们出发前，就研究出一种拓碑的方式，是受到小时候用铅笔在小人书上拓画的启发。
那时候的书都是铅印的，把一张白纸搁在书页上，然后拿铅笔在白纸上磨，就把小人书上的图案拓下来了。我们把蜡烧化了，再把整瓶墨汁倒在里面，然后拌匀，等蜡稍微干一点，不那么热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揉成球形的一团，然后拍成平片，凝固后就成了蜡笔。把纸放在要拓的碑上，用干蜡的平面轻轻地磨，就把碑文拓下来了。
（《人民周刊》2025年第7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