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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3月13日，经全国两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播发。
关于“十五五”时期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纲要明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其中特别提及，“强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古籍抢救性保护，加强中华典籍文献传承”。
古籍保护对于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我国又应当如何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围绕这些话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陈红彦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陈红彦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古籍作为文化的载体，记录着先贤的智慧，展现了中华民族蓬勃的创造力，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古籍阅读从“冷门绝学”变为“热门显学”
记者：请您谈一谈我国古籍出版的现状。
陈红彦：在多数人眼中，古籍是遥不可及的文物，不能动；是一堆看不懂的文字，笔画繁，不易解。通过阅读古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很多人而言是高不可攀的“冷门绝学”，也让青年人群望而却步。今人如何知古人？提供可读之书、可懂古人的路径，是古籍类图书出版的最基本要求。
过去若干年，古籍在书库、在展厅、在影印复制的出版物、在专家解读的注释中。影印为主的古籍出版，让古籍化身千百、孤本不孤，在传承和服务学术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近20年间，从数据库、资源库到智慧图书馆，数字古籍——特别是全文化、知识库的模式，让古籍的利用不受时空限制，使古籍利用更加便捷。目前，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传统出版并存，纸本原件和数字产品形成了古籍的不同形式。
记者：“十五五”时期推动古籍从“冷门绝学”变为“热门显学”，我国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工作？
陈红彦：一是让古籍从象牙塔中走出，从高不可攀变为触手可及。依托传统影印、普及本出版与高清数字资源建设，让古籍资源进一步开放共享，为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传播打下基础。二是让古籍从晦涩难懂的文章化身有趣味、易理解的故事，让古籍中的中国故事得以生动展现，令“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是通过多元载体与丰富形式，让古籍传播融入日常生活。例如，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就通过戏剧化的演绎，帮助人们了解最难懂的古籍之一——《尚书》，有了主流媒体的引导，古籍的受众覆盖面也变得更广。
今年颁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二十八条提出，国家加强全民阅读保障，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重点扶助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全民阅读，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三次提及全民阅读，指出将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做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惠民开放，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
多元的阅读渠道、新的阅读空间、不同层级的阅读读物和日常生活的交叉，成为今天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组成部分和创新灵感源泉。图书馆、文化馆、实体书店等沉浸式的讲述、推广、传播，让用户有参与感，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了典籍传播渠道、丰富了文化生活，也让以古籍为载体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有了九省通衢、康庄大道。
古籍保护让中华文明“纸寿千年”
记者：请您谈一谈古籍保护对于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
陈红彦：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诸多文化体系中唯一文化未曾断裂、传承至今的国家。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中华典籍功不可没。“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的记载、“仓颉造字”的传说……中华典籍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中经竹简木牍、帛书，后出现写卷、刻本，其数量之大，世所罕见。
以记录史实、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为目的的中国古籍，记载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映了我国从远古到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进程。卷帙浩繁的中华古籍是载体，既承载着中华文明，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的文化自信，是中国人的骄傲。
记者：您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应当如何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陈红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这是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随着古籍保护传承工作的深入推进，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籍以创新的技术、创新的形式、创新的渠道，潜移默化地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和文化素养。然而，我们今天所见如此宏富的古代珍贵典籍，其实只是中华祖先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一小部分，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许多典籍早已荡然无存。
纸寿千年，以纸为载体的古籍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定会渐渐老去。一部分古籍保存状况尚好，但也需要用改善收藏环境等方式对抗退行性变化；另一部分曾遭受兵燹火厄、潮湿虫蛀侵袭的古籍，则需要让“古籍医生”去干预，进行科学修复，改善环境，为其续命，这是保护古籍的基本路径。历史上，在古籍不断散佚损毁的同时，先贤也在不断抢救、修复、保护古籍。我国古籍流传的历史就是生产、损毁、保护并存的历史。
古籍保护，一方面是原生性保护，另一方面是再生性保护。原生性保护基于对古籍本体的维护。近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艺”“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已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在师徒间传承。同时，年轻一代修复师用实验室分析和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解决着适配修复材料难寻的困扰，甚至尝试研发修复机器人，加强古籍修复的操作精准性。10年间，“天禄琳琅”修复、西夏文献修复、“敦煌遗书”修复、《永乐大典》修复，以及实验室纸张纤维检测分析、材料研发等案例，将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还古籍以新生，也成为中华古籍修复领域勇于创新的生动案例。再生性保护则是通过不断地迁移让古籍化身千百，实现永恒。
无论原生性保护还是再生性保护，其作用都是留住我们文化的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根深哪来叶茂？所以古籍保护的最根本作用是，让古籍“活着”。只有古籍“活着”，才能让今人知古人，让文脉得赓续，让基因不变异，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我国步入“十五五”时期，期待古籍保护得到更大的发展！
（《人民周刊》2026年第6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