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编者按：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本文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深刻内涵，明确其战略定位在于：金融既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须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又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关乎国家安全与全球博弈。同时深入剖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原创性贡献，并展望了其未来方向，以便加快推动建设金融强国。现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将金融工作置于治国理政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相关论述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和《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中进行了详细阐述，深刻揭示了现代金融发展规律，科学回答了新时代“金融是什么、金融要干什么、金融怎么干”的根本问题，升华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善谋金融、善用金融、善待金融、善管金融”的经验与实践，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为中国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国之重器”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更推动中国金融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历史性创新，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

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战略定位

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开展供给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要求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这既为中国金融发展指明了理论指引和实践方向，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其战略定位可以从两个核心维度进行深刻阐述。

（一）回归本源：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坚守金融的“血脉”定位，是确保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的根本前提。首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定位，在于其作为“国民经济血脉”的本质属性。这一形象比喻，深刻揭示了金融与经济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内在联系。金融的本源是什么？是服务于价值创造与资源配置的工具，其天职在于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金融需求。这意味着金融发展必须“脱虚向实”，坚决破除“金融孤立发展”误区，防止资金在体系内空转，避免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泡沫化倾向。

其次，金融的根基在于产业，价值在于为实体经济“输血供氧”，其核心在于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需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科技创新与消费提振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引擎，而这“双轮”的转动，无一不需要金融的强劲支撑。在科技创新领域，从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到应用研发的“热赛道”，再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站”，每一步都离不开长期资本、风险资本的耐心陪伴与赋能。设立科创板、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正是金融体系主动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赋能培育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硬科技”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分担创新风险的生动实践。在提振消费领域，截至2024年末，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继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4.5%；无论是满足居民刚性的住房、购车需求，还是激发教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性消费潜力，都需要消费金融、信用卡、分期付款等多元化金融工具的介入，以平滑居民收支、释放消费活力，从而畅通国内大循环。

同时，“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一论断精辟地概括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健康的肌体需要通畅的血脉来输送养分，同样，充满活力的经济也离不开高效、稳健的金融体系。当金融血脉畅通，资本能够流向最具效率和发展潜力的部门，经济肌体便充满生机与活力，此即“金融活，经济活”；当金融体系稳健，风险可控，能够有效抵御内外冲击，经济运行便有了坚实的“压舱石”，此即“金融稳，经济稳”。反之，经济的繁荣是金融发展的沃土，只有经济持续向好，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居民财富增长，金融业务才能水涨船高，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便是“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的深刻逻辑。

（二）锻造实力：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关乎国运兴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金融的战略定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这一定位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延伸至政治、安全乃至国际关系的宏大叙事中。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金融已成为这场博弈的核心议题与重要战场。货币的国际化地位、金融市场的定价权、跨境支付系统的控制权、金融制裁与反制裁的能力，都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建设一个与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强大金融体系，这既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要求我们不仅要“办好自己的事”，而且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足以摧毁数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动摇国家政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走远，警示我们必须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另一方面，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合理有效的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话语权。一个健全、高效、公平的金融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影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从中央银行制度到金融监管框架，从资本市场规则到存款保险制度，每一项基础性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都在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石。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掌握主动。

因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战略定位，是内外兼修、双维一体的。对内，它要当好国民经济的“血脉”，与经济肌体共生共荣；对外，它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筑牢金融安全的防线，在大国博弈中掌握主动。目标是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实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三者的动态平衡与协同提升。面对挑战与机遇，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由之路。通过改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打造一个既能有效服务国内大循环，又能安全高效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强国的金融支撑体系。唯有深刻理解并践行这一定位，我们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真正建设一个功能完备、治理良好、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化金融体系。

二、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原创性贡献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金融业态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不再仅仅是西方模式的追随者或模仿者，而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富有成效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背后，是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原创性贡献，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也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理论体系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金融的崛起，首先源于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突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基本国情，放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视野，深刻洞察金融的本质、功能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性构建了中国特色现代金融理论体系，为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金融的政治性是确保航向的“压舱石”。与西方主流金融理论强调金融的“中性”和“独立性”不同，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金融的政治性”这一核心属性。这并非简单地将金融工具化，而是深刻认识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之重器，其发展方向和运行效果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金融政治性的最高体现。这一原则确保了金融改革发展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从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到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核心目标，就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统筹协调，防止出现“九龙治水”或监管真空，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挑战。这种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处置国内金融风险中，展现出强大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是许多西方分权制衡体系难以比拟的制度优势。

在这其中，优先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的金融需求是金融政治性的实践要求。无论是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设施融资，还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战略，抑或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科技金融，都体现了金融“为国服务”的战略导向。同时，切实做好维护金融安全和防控风险是金融政治性的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中国金融理论将金融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坚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事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市场、外部冲击风险等领域进行了持续、有力的整治和规范。这种主动、前瞻的风险防控理念，摒弃了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下危机发生后被动应对的模式，体现了对国家利益和人民财产高度负责的政治担当。

二是金融的人民性彰显价值的“出发点”。“金融要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实体经济的最终服务对象是人民。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深刻阐明了“金融的人民性”，强调金融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大力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是践行人民性的核心举措。中国利用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探索出一条科技驱动的普惠金融“中国模式”。以移动支付为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普及，让数亿民众享受到了便捷、低成本的支付服务，实现了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覆盖。在信贷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被用于信用评估，使得缺乏传统抵押物的农户、小微企业主也能获得信贷支持。据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报告》显示，“中国在账户拥有率、数字支付使用率等多项指标上已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为全球减贫和包容性增长贡献了典范。此外，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力度是坚守人民性的制度保障。随着金融产品日益复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进一步整合和强化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能。通过建立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规范金融机构营销行为、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有效遏制了金融欺诈、误导销售等行为，守护好了人民群众的“钱袋子”。这种将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置于突出位置的理念，是对资本逐利本性的有效约束，彰显了社会主义金融的温度。

三是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开拓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新境界。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形成，其根本方法论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意味着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是信用经济的体现，以及金融的虚拟性与实体经济的依附性等论述，又从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的“具体实际”出发。不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金融模式，而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运行的特殊规律，形成了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协同发力、有效结合的治理逻辑。第二个结合，则为金融理论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合思想”“天下大同”等理念，与现代金融治理相融合。例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引导金融资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承担社会责任；“和合”思想则强调平衡与协调，体现在金融工作中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创新与监管、开放与稳定的关系，追求金融体系的整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文化基因的融入，使得中国金融理论在解决现代问题的同时，也具有了独特的中国人文基因。

（二）道路实践：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金融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路径，其核心是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安全与发展、创新与监管、自主与开放”四大关系。其根本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最终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金融治理体系。具体主要从“六大体系”开展实践。

一是在金融调控体系方面。我国正推动从依赖信贷规模等“数量型”工具向运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深刻转变，并创新性地构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其中，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是关键一步，通过将其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挂钩，打破了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有效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并降低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成为“渐进式”改革的典范。“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货币政策稳增长、宏观审慎政策防风险的分工，有效解决了传统调控中“稳增长”与“防风险”的两难困境，是中国对全球宏观金融治理理论的重要贡献。此外，强调“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相结合，更体现了决策层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政策定力，旨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大局。

二是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我国正着力从传统的“银行主导”模式转向“多主体协同”的新业态，其核心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融资结构。例如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以及建立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将金融资源配置至国家重点战略产业和薄弱环节。同时，通过推动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着力统一市场标准，提升定价效率与风险管理能力，以更好地服务宏观调控和实体经济。此外，将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融入市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手段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彰显了金融治理的社会责任与战略导向。

三是在金融机构体系方面。正推动其从“大而全”向“差异化、专业化”演进，核心是在巩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压舱石”地位的同时，促进各类机构的专业化分工。这一路径的特色举措首先体现在强化国有金融机构的战略功能上，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确保其发展方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高度一致，这构成了区别于西方市场化金融机构的根本特征。与此同时，中国探索出一条对平台经济进行有效治理的路径，秉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思路，将大型金融科技平台全面纳入监管，既肯定其创新价值，又坚决防止“大而不能倒”的风险。此外，针对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中国采取“一行一策”的处置方式，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推动其回归本源、服务本地，从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展现了强大的风险处置能力。

四是在金融监管体系方面。逐步构建起基于金融产品本质和公平交易的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并重的监管体系，旨在实现对所有金融活动监管的“全覆盖、穿透式”。为此，中国进行了重大的监管体制改革，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组织架构，形成了“一行一总局一会”的监管新格局，有效解决了监管重叠与空白问题，并强化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监管原则上，大力推行“穿透式”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坚决遏制监管套利和影子银行风险。同时，通过压实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了全国统一的风险防控网络，形成了符合中国大国治理特点的金融监管模式。

五是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方面。致力于从“传统单一”向“数字普惠、丰富多元”转型，我国移动支付普及率与便捷性全球领先，数字信贷服务覆盖数亿市场主体，金融科技专利数量稳居世界前列，以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其中，人民银行牵头推进的数字人民币（e-CNY）试点场景持续扩容，作为中心化管理的法定货币数字化形式，它与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有本质区别，旨在提升支付体系效率、维护货币主权，为数字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提供了领先的“中国方案”。目前，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初步建立，创新应用和场景建设持续深化。试点覆盖17个省区市的26个地区，已在批发零售、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截至2025年11月末，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达16.7万亿元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通过数字人民币App开立个人钱包2.3亿个，单位钱包1884万个。同时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负责数字人民币跨境合作和使用，在北京设立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负责数字人民币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促进数字人民币发展，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双中心”架构。同时，在普惠金融领域，中国探索出“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有效模式，通过政府建立征信与担保体系。其中，我国已建成全球数据规模领先、服务覆盖面最广的公共征信系统。截至2024年末，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收录11.6亿自然人、1.4亿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2024年全年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67亿次；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业务规模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6％，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支持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应的就业群体约1200万人。此外，顺应居民财富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国通过规范发展财富管理市场，打破刚性兑付，推出养老理财、ESG投资等多元化产品，引导资金服务于“共同富裕”与养老体系建设等国家长远目标。截至2024年末，养老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为1041.41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千亿门槛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六是在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方面。推动其从“分散建设”迈向“自主可控、高效安全”的新阶段，通过统筹规划确保关键系统的安全与可控。标志性举措包括成立网联清算平台，将第三方支付业务集中清算，从而将支付数据掌握在国家手中，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执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大力推进“金融信创”，在金融行业实现从芯片到应用软件的全栈式国产化替代，将产业链与数据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以此作为确保金融体系“自主可控”的基石工程。此外，通过建设国家级金融数据平台和完善征信体系，旨在打破“数据孤岛”，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为普惠金融、风险防控和宏观调控提供有力支撑。

概而言之，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是“中枢”，构成金融运行的主体部分；金融调控体系与金融监管体系是“治理”，是影响金融运行的上层建筑；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是根基，是金融运行与治理的基石。通过上述探索和实践，中国逐步建立起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规律深度融合的中国金融特色发展之路。

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未来展望

尽管中国金融治理现代化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也面临一些不足和挑战。当前，金融体系在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及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等结构性风险亟待化解，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对金融稳定构成考验；同时，法治环境、人才体系与国际一流金融中心相比仍有差距，金融创新的监管范式需持续演进。

展望未来，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一个基础、六个强大、八个坚持”的方法论，以更大的魄力和智慧深化改革。

一是聚焦国家战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赋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福祉。未来金融体系应更加有效服务于科技自立自强、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和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构建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养老金融体系，建立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如东西部协作信贷、乡村振兴专项金融支持、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以及碳金融产品创新，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支撑，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等，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二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未来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特别是健全退市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角色应从“直接干预”转向“规则制定与环境营造”，通过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自发流向最具效率和创新活力的领域，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例如，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在研发期，有政府引导基金提供初始动力；在成长期，通过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盘活无形资产；在成熟期，则依托资本市场融资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强化法治与信用建设，夯实金融体系根基。金融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法治的现代化。需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等核心金融法律，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破产制度，提升金融司法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同时，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强化契约精神，营造透明、可预期、以信用为基础的法治环境，是吸引长期资本、维护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

四是拥抱科技革命，重塑金融监管与服务范式。面对金融科技的浪潮，监管必须与时俱进。应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风险的实时监测、预警和处置，变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同时，要明确数据产权、隐私保护和算法伦理的规则，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现创新与安全的动态平衡，让科技成为普惠金融和风险防控的赋能者。

五是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中国金融的未来必然是更加开放的未来。应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入市，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标准制定，警惕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金融制裁风险。在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更要注重构建一个开放、深度、有韧性的金融市场，使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和金融基础之上，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王镇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高级研究专员，沈俊伟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人民周刊》2026年第3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