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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溯八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长河中处处镌刻着共产党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印记。在人大校园里，这样的故事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鲜活的教材，其中，首任校长吴玉章便是最鲜明的典范。
1960年，82岁的吴玉章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吴玉章“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奋斗着”，以毕生志业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作出了生动诠释。毛泽东对吴玉章十分敬重，高度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为革命不为做官
自少年时期起，吴玉章就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作为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宣传者和实践者，他的一生被称为“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为了革命，没有私心。
1912年，吴玉章作为四川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工作。当时，临时政府的主要职位都已分配完毕，老友内务部次长居正一见他就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怎么也有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却毫不在意：“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
此时，孙中山邀请吴玉章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对他说：“你来得好，现在需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吴玉章欣然应允。不久，“南北和议”将成，总统府秘书处即将撤销，秘书处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有的甚至往北投奔袁世凯那里做官去了。吴玉章始终勤勤恳恳，苦撑残局，坚守岗位。
1925年，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已经47岁。他从此选择了一条生死难测、充满艰辛、荆棘丛生、前途未知的革命之路，甘愿在革命队伍里作普通一员。他的部下、朋友都想不通，吴玉章却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就是丢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当，去干革命的……只要对革命有利，个人当不当官有什么呢？”
人民教育为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考虑吴玉章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又有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经验，曾打算在外事部门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被他婉拒。他还是希望投身教育，恪守“人民教育为人民”的办学宗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后来，周恩来总理考虑吴玉章的革命资历，准备给他安排更高职务，但他一再向总理说明，乐意担任人大校长，已经非常合适，以后不要为他的工作安排再费心力。
吴玉章常说，办学校，就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一再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并指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准备培养成为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在吴玉章看来，旧中国遗留下的最大弱点之一就是“教育不发达”，而不发达的原因则在于“空虚不实际”。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消除旧教育遗留给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弊病，达到理论与实践统一，学用一致的目的。”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吴玉章为学校确定了“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专业设置上，中国人民大学除学习苏联政治理论教学经验外，还专门设立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合作社经济等专业，推动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吴玉章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实际问题和群众经验，告诫学生不要“只坐在书斋里做学问”，并鼓励他们从人民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掌握专业知识、钻研科学技术，把学习当作对祖国的责任。
为加强教员和职工的政治理论素养，吴玉章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面向学校职工的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针对不能入夜大和夜校学习的职工，开办职工业务学校；要求教师关注国内外的时事问题，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争取各种机会与劳动人民建立密切联系。他还要求定期召开科学讨论会，不仅参加全校范围的科学讨论会，还会轮流参加各系、各教研室的分学科讨论会。
从来都是实干家
吴玉章从来不是空想“教育救国”，而是把振兴教育、培育人才作为革命与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从全局出发思考“为何办教育”“怎么办教育”的问题。
1912年，吴玉章与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留法学会”，因“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法国后，又与蔡元培、李煜瀛、吴稚晖等人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继续推进赴法留学运动。1917年2月回国后，他在北京、保定等地创办留法预备学校，在家乡发起“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成为全国赴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当时，全国这些留法机构先后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
从1938年到1949年，吴玉章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华北大学校长。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如何发展服务革命事业需要的新型正规高等教育，不仅为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造就了大批干部，也为新中国建设储备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吴玉章敏锐意识到“干部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头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性问题”，重视新型高等教育对培养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人才的关键作用。在他担任校长的十几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众多政治理论教学师资、研究人员、管理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成为全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道路的一面旗帜。
从1956年起，吴玉章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首任院长。在吴玉章担任院长期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共培训学员1800余人，对团结民主力量、巩固统一战线、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文字改革的先驱，吴玉章将改革汉字作为普及教育、革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延安时期，他就组织创办新文字训练班，并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20世纪50年代，他领导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推动大中小学普遍开展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教学，探索适用于工农大众的“注音识字”经验，对提高农村识字率、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编：李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