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典范：毛泽东的政绩观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调政绩要经得起历史、实践与人民的检验。他用自己的言行为一代代共产党人树立了政绩追求的典范。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创造政绩的唯一主体和最终归宿，政绩是共产党人实实在在为人民谋福祉的责任与担当。“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以“子任”明志，立志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追求。在成为党的领袖后，毛泽东更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始终要求政绩追求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频共振。毛泽东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改革让亿万农民分得赖以生存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命运，也“使我们（党）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全力解决群众温饱、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始终强调政权的人民属性，明确要求“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必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在毛泽东心中，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反复告诫全党，要时刻关注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把群众的琐碎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来办。1936年，中共中央进驻保安，毛泽东发现当地群众日常所需的盐、布、日用品极度短缺，买卖艰难，生活十分不便。他高度重视此事，当即指示创办群众合作社，优先为百姓解决物资匮乏难题，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群众合作社的成立，打通了物资渠道，平价供应商品，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始终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毛泽东认为，真正的政绩在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切实改善、精神面貌的昂扬向上，在于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真心爱戴，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的政绩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底色与灵魂。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他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提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强调只有秉持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作风，才能作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创造出实实在在的政绩。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提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观点。为客观评价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他深入湖南五县农村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掌握农会会员200万、农村贫农占70%等关键数据，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制定正确的农村革命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毛泽东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调查，完成《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调研成果，摸清了农村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和农民真实需求，为制定贴合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筑牢实践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毅然决策放弃攻打长沙，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部队经“三湾改编”后，扎根井冈山创建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直面虚报浮夸、脱离实际的作风，要求讲真话、办实事，为全党纠偏浮夸风树立了典范。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到济南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实地察看麦田，见试验田木牌标注“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当即指出，“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并告诫公社干部，“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1959年4月29日，针对虚报亩产的浮夸风，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着重强调了“讲真话问题”，要求“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并直指“假话多是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压出来的”“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因此广大干部“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政绩由群众来检验

如何衡量政绩的大小与优劣？毛泽东提出了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评判标准，强调，“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他举例说明：“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毛泽东强调，“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

检验政绩，首先要看实际的实践效果。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党员干部，“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1961年2月，毛泽东在听到田家英汇报嘉兴县和合生产队受生产队规模过大、农村公共食堂脱离实际等影响，水稻亩产从常年400余斤骤降至291斤，特别是群众不愿办食堂、食堂已成生产障碍时，当即明确指示：“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并提出“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检验政绩，最终还要靠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评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全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告诫全党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更不能贪图享乐、脱离群众。他更是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与脱离群众的自我标榜。1950年5月，沈阳市拟修建开国纪念塔并铸毛泽东铜像，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提供照片。毛泽东阅后批示纪念塔可建，但“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并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注“只有讽刺意义”。1951年，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严重腐化变质。毛泽东坚决主张严惩，批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面对求情的干部，毛泽东直言：“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这一朴素论述，是其政绩观的生动诠释，更指引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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