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政之道蕴含的政绩观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肩负治国理政重任。他始终遵循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忘我付出，全身心投入，不计个人得失，把为民造福当作至高无上的责任，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操，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在长期的从政实践中，周恩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党性原则，坚守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孜孜以求当人民公仆、为人民出政绩。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这充分表达出周恩来执政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他还常说：“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们应当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得到幸福”。周恩来用朴实的语言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政之道的核心要义。“人民总理”这一饱含深情的称谓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一切为了人民。周恩来说：“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要“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他用一生践行自己的诺言。正如邓小平深情回忆的，周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周恩来常常夜以继日超负荷工作，清凉油、热毛巾、保温杯成为他紧张工作的必备用品。人们习惯地称周恩来为“全天候总理”“共和国‘总管家’”，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又是“救火队长”。1970年11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外贸部部长布尔蒂卡时，周恩来破例吸烟，他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提神）。即使我不跟你谈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即使罹患癌症，依然坚持“为国家、为人民拉车，一息尚存，就得奋斗”。病重住院期间，周恩来也没有减轻工作量，尤其是1974年8月他做了第二次手术后，批阅的文件越来越多，办公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周恩来就是这样“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为了人民的一切。周恩来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是全方位的，从生产到生活无微不至。他最基本的愿望就是“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对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大事，他精心谋划、周密安排，为绘制“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呕心沥血。在1954年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奋斗目标。在1964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又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的指引下，经过长期努力，全国农业基础得到了加强，工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科技发展有了长足进步，国防实力显著增长，人民安居乐业成为现实。除了“大事”，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周恩来同样念兹在兹。为解决首都市民乘车难问题，他亲自挤乘公交车，在北京绕了半个城，实际体验运行状况；为了让群众生活得到及时保障，他主动过问，督促相关项目中拆迁群众安置房的建设；农村山区高于城市一分钱的盐价，也让刚刚做完大手术的周恩来牵挂不已，不把问题解决就难以安心休息。

为了一切人民。周恩来心中有大爱，装的是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心系那些曾经同甘共苦、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牺牲的老区人民。1951年10月，在接见老根据地代表、战斗英雄代表时，周恩来说道：“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必须“饮水思源”，“如果忘了，就是忘本”。1952年1月，政务院发布他署名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要求进一步落实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指出：“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应当“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

周恩来的关怀和正确发展方针的指导下，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农村落后地区的困难群众周恩来也倍加关心，在资金方面努力予以保障。据统计，国家财政用于救济方面的经费“从1950年到1953年共有8万亿元，1954年有3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农村的”。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挤出时间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乌兰牧骑的基层演员、环卫工人中的劳动模范、普通文化工作者等请到西花厅家中做客，以家常菜款待，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普通劳动者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

正确政绩观本质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观。周恩来将为民造福贯穿其整个政务生涯，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施政的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当务之急，把群众的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聚焦民心，聚神民忧，聚力民生，做到了把政绩写在广袤大地上，把成绩单留在人民心坎上。

“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

在长期的从政实践中，周恩来总是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稳妥地处理国计民生重大事件，不逞一己之能，不显一时之威，把政绩建立在切实可靠的现实基础上。1962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里的“惧”，“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这里的“惧”是敬畏，是对组织信任、人民重托和职业良知的敬畏。周恩来将这种敬畏转化为严谨细实的工作方式，转化为对待一切工作的负责精神、科学态度和民主作风。

秉持负责精神。举轻若重、严谨细实、一抓到底，是周恩来负责精神的突出体现。1958年4月，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后，一部分人对工程效益和上下游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周恩来便亲自到工地视察，详细调查截流、拦洪、发电等项目。随后连日主持召开现场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周恩来在会议总结时强调，系统阐述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和特大洪水、防洪和兴利等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选择。之后，在1964年12月召开的黄河治理会议上，周恩来坚持从百忙之中赶来参会，说道：“本来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事，请计委批准就可以了，可是有些意见出入比较大，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还不安心，因此挤出时间来参加这次会。”这就是周恩来处理政务时一贯严谨务实、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突出的表现是粮食紧缺问题。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还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录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及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周恩来不仅看得仔细，还记得很牢。他凭借这张超长“哈达表”，随时掌握动向，部署检查粮食工作。正是在这种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政绩观的指引下，粮食分配难题在四处告急、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得到妥善解决。

遵循科学规律。在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统筹兼顾原则，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注重抓基础、抓重点，分清轻重缓急，协调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在经济方面，1960年，面对农业产值大幅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他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在科技方面，周恩来在统筹组织尖端科技攻关的同时，不放松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他高度赞赏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提出的相关建议，对北大校长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同时要求“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在文化方面，他富有远见地说：“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此外，对环境保护、人口控制、植树造林以及对外开放等问题，周恩来都作出了前瞻性思考谋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探索性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发扬民主作风。在日常工作中，周恩来重视协商议事，广泛集中真知灼见，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从繁忙的党务、政务和军务中挤出时间，每星期安排召开一次政务会议，与相关工作人员就涉及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面对面的磋商。直至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时，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206次政务会议，就许多内政外交重大事项展开了充分协商。在确定重大工程项目时，他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论证，不搞“一言堂”，不草率行事。在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调研中，周恩来冒着严寒，不仅亲自对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察，而且重视发扬民主，听取多方意见。他反复强调：“大家要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还指出，三峡是千年大计，如果对问题只强调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了把三峡工程搞得更好，是可以争论的，这样才有利于工作。

审慎、负责是周恩来政绩观的显著标志。这是一种工作状态，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周恩来坚决摒弃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错误倾向，以“你首创，但不一定自己能享受”的胸襟，扎实推动了新中国各项事业在行稳致远的轨道上持续发展。

“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周恩来总是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勇于担当、知难而进。担当作为成为周恩来政绩观的鲜明特质。他曾充满自信地说：“对困难，我从来没有投降过”“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临危不惧，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无论任何艰险时刻，周恩来总是以“小我”成全“大我”的牺牲精神，顾全大局、担当使命。面对突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只要情况允许，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赴现场，做到把握全局、靠前指挥、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有效指挥抗灾行动。1958年夏，黄河出现险情，周恩来十分关心。7月18日，得知黄河花园口出现特大洪峰，他立即中止上海的会议，飞临黄河上空视察水势。之后，他又走上郑州大桥，来到黄河岸边，了解洪水和抢修黄河铁桥的情况，并冒雨在广场上给铁路职工讲话。8月6日，闻讯济南黄河铁桥出现险情，周恩来第一时间赶赴济南视察铁路桥。在桥上，他边走边看边问，并对有关人员说：“要千方百计把大桥保住！”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特大地震，周恩来闻讯后不顾余震危险，立即赶赴灾区，穿行在废墟瓦砾中，走进防震棚看望受灾群众，站在高处迎风发表讲话，鼓励大家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战胜困难”，给灾民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增强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周恩来面对重大灾情挺身而出，在敌对势力的挑衅面前也毫不畏惧。1955年4月，他原计划乘坐参加亚非万隆会议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启德机场被国民党特务安装了定时炸弹，起飞后在空中爆炸，11名乘客全部遇难。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而幸免于难。这次爆炸显然是针对周恩来的，国民党当局并不甘心失败，密谋继续在万隆发动骚扰暗杀。周恩来明知危险重重，依旧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冒险前往万隆出席会议，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和亚非的团结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知难而进，在重大挑战面前勇于担当。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淮河严重泛滥，特别是淮河水灾导致该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统筹谋划、科学指导，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想尽办法做好各方面协调保障，淮河水患治理取得明显成效。1958年2月，毛泽东又把治理长江、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爽快地答道：“好吧，我就担当。”这一管，就再也没有放手过。从三峡坝址到荆江大堤，从黄河大桥抢修现场到三门峡工地，从十三陵水库到密云水库，从东北到海南岛，祖国的大江大河到处都留下他匆忙而不知疲倦的身影。

担当，考验党性与气魄，显现素养与本领，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周恩来都留下了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深刻印记。他所具备的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实事求是是周恩来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在长期从政实践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复叮嘱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对好大喜功、“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的行为深恶痛绝。他郑重告诫，“欲速则不达”，“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

反对急躁冒进。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一直以冷静的头脑思考、谋划事业发展问题。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在向广大青年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时指出，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又明确指出：“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1956年2月，他敏锐地发现经济工作中存在急躁冒进的苗头性问题，特别提醒：“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还苦口婆心地提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这时，全国从南到北都在大张旗鼓地推广新型农具双轮双铧犁，当周恩来了解到这种农具在南方有“水土不服”问题后，说：“既然不行，何必提倡”，明确指示立即调减生产计划。在同年4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针对增加20亿基本建设投资的问题展开争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最多”，他清醒地意识到，“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会后坦率地说道：“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在任何时候，周恩来从不追求轰动一时的政绩，而是始终将“对人民负责”置于个人得失之上，坚守底线思维，决不拿群众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去冒险。

抵制弄虚作假。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对人民负责，反对弄虚作假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1958年“大跃进”浪潮汹涌，浮夸风盛行。周恩来没有随波逐流，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10月，当他听说河南新乡县放出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时感到十分怀疑，便询问熟悉钢铁生产业务的秘书有没有这种可能，并立刻派秘书到河南去了解情况。秘书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回来，最好的也只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周恩来看了样品后心情十分沉重，说：“这哪里是铁嘛！”后来有的省领导再来要求放“卫星”，他总是劝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12月，周恩来前往河北省定县进行深入调研。在参观“大丰收展览会”时，他对展品和数字提出许多疑问，一针见血地批评：“展室内麦穗报二米多长是假的，大南瓜、大玉米、大土豆是假的。”他还对“安国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一起学习，挂大学牌子”的做法表示愤慨，痛心地说：“把我党的谦虚作风变成了浮夸，我看后很难过。”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厂宣传污水处理得非常好，能养鱼。周恩来曾经陪一些外宾去参观过，当时确实看到鱼在那里游荡，得到外宾的称赞。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他得知这个厂弄虚作假，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完全是靠自来水。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非常严肃地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很要不得。”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周恩来的深刻思考。1971年2月13日，他在修改《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时，特别加写：“一切领导机关，切不可对下面提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对那些爱说假话和逼人说假话的人，要敢于批评抵制。”

力行真抓实干。扎扎实实、脚踏实地是周恩来工作的鲜明特征。比如，他坚持调查研究要“实”。1958年4月，他在陕县大营村调研时，不是只坐在房间里听汇报，而是一下火车直接走向田头，与那里的干部群众一边聊天，一边看庄稼的长势。在村里，周恩来走访了几户农家，走进厨房，揭开锅盖，看看里面的饭菜；打开橱柜，摸摸里面的存粮。他还走进卫生所、幼儿园、书店、供电所、供销社和农机修配站，广泛接触群众，了解基层情况。又如，他要求分析判断要“实”。1963年5月，在处理“跃进号”远洋货轮意外沉没一事时，周恩来严肃交代：“证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不能用‘大概’‘可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回忆周恩来时讲道：“向他汇报工作，说‘大概’‘可能’‘差不多’这些字眼，是注定要挨批评的。他要求汇报一定要准确、实在，决不能模棱两可。”

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正确政绩观的基本要求。面对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周恩来把心思用在实干上，把精力投在落实上，创造了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政绩，用一生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实事求是的深刻内涵。

“我自己只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周恩来一生波澜壮阔，为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他始终保持谦逊本色，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常思为政之过，常怀责己之心，以永不满足的精神加强思想改造，开展自我批评，以坚强的党性涵养政绩观。他多次真诚地表示：“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淡泊名利，不自我炫耀。周恩来长期居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岗位，历史地位和贡献有目共睹，但他从不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追求“青史留名”。1961年6月，周恩来约见五四运动期间共同组织领导天津学生爱国斗争的战友马骏烈士的家人时，谈及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的问题，他认真地说：“不要看我现在是总理了，就把那个时候的一切功劳都记在我身上”，还特别关照“不要提我”。7月，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文化界的同志建议他写本书，他诚恳地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1965年4月，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10周年纪念谈到中国革命时，再次清醒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全国人民斗争的结果，我自己只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周恩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淡泊名利的超脱与豁达。1971年12月，新华社所编《参考资料》转登日本友人敬仰周恩来的文章，他看到后严肃表示，“吹我的，读了讨厌”，并要求今后切实改正。1973年6月，在陪同外宾参观延安革命旧址时，周恩来提出不要宣传自己，要求关闭他在枣园的旧居。

勤于自省，不文过饰非。周恩来具有严于律己、不断完善自我的优良品格，在任何时候，只在事业上求完美，不在职位上求高低。比如，他在中共七大上讲到统一战线时，不是以倡导者、开拓者自居，而是认真总结工作中的不足，指出：“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又如，他在20世纪60年代回顾总结南昌起义时，多是谈及失败教训，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在回顾工作时，他常因在事业追求上的高标准、不满足、不尽意，心存“内疚、羞愧”之感。他曾自我检讨说：“我当总理十六年，有两件事交不了账，一是黄河，一是林业。林业是抓晚了。”“吾日三省吾身”是周恩来为政之道的鲜明特征，也是他加强思想改造，提高自身修养的看家本领和一贯作风。

对待名誉、地位的态度是为政之道直接的反映，是影响政绩观走向的重要因素，也是党风廉政教育的关键所在。周恩来始终坚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成为勤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杰出楷模。

周恩来的政绩观，承继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融合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是周恩来崇高精神风范的具体体现，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梳理和总结周恩来为政之道蕴含的政绩观，对我们今天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定力，埋头苦干、创新实干，扎实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江苏省淮安市政协研究馆员；本文原载于《党的文献》2026年第2期，有删改）

 

（《人民周刊》2026年第9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