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能力

2025年9月13日，第九届财经发展论坛圆桌论坛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第二场圆桌论坛主题为货币政策，由江苏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江建平主持。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经济持续修复回升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助力扩大内需、稳预期、强信心，成为重要议题。与会专家围绕货币政策在当前宏观背景下的政策取向、传导机制及制度保障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方意教授指出，我国货币政策与欧美存在机制性差异。在美国，低利率往往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带动银行利润上升和资本金扩张，从而增加风险偏好、扩大信贷投放。而在我国，近年来降息过程中贷款利率下行明显、存款利率黏性较强，银行净息差收窄，利润反而下降，资本金补充困难，制约了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他以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制造业为例，介绍其研究发现，2019年央行将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后，确实推动了企业扩张和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碳排放的明显上升，企业贷款多用于扩大生产和贸易信贷，而非设备升级和绿色转型。他认为，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若缺乏绿色约束要求，可能带来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反弹。因此，宏观政策设计中必须注重一致性，要将稳增长、控风险与碳减排协同统筹考虑，避免目标碎片化造成政策扭曲，这也是未来货币政策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宫迪教授指出，当前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社会融资成本稳步下降，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刺激投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货币政策在发挥作用时需要其他监管政策、制度环境、市场主体的配合。首先，当前商业银行普遍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与盈利空间压缩的困境，呈现出内卷式竞争特征。低利率环境下，利率持续下行一方面让利于民，但另一方面对银行盈利能力和金融稳定都构成挑战。他指出，应引导银行差异化竞争，避免内卷式竞争，形成有序竞争格局，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平衡金融供给与金融稳定。其次，当前贷款需求下降，不少银行反映信息不精确，画像不准确，很难找到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因此，有必要发挥信用社会建设、信义贷平台、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优势，叠加金融科技提供的增量信息，进一步缓解信贷市场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帮助中小银行提升企业信息采集与风险画像能力，实现精准获客和风险管理。再次，需高度重视市场主体的风险顾虑，关注货币政策取向的连续性与确定性，否则金融机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投放上顾虑较大，政策支持难以落地，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总之，货币政策发力需要其他政策工具和制度建设的配合，更好地实现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彭俞超教授从宏观调控框架出发指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应是稳定物价。他强调，稳定物价是企业投资信心和居民消费预期的锚，也是货币政策实现“以价稳促增长”的逻辑起点。同时，他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实现“总量政策保基本盘、结构政策促优化”的内在协调，形成政策合力，这对稳定预期、恢复信心至关重要。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王雅琦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全球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等货币政策普遍处于宽松周期或者趋于宽松，可以有助于我国货币政策打开空间，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和其他工具提振内需。主要经济体整体宽松态势为我国缓解汇率与资本外流压力、拓展政策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美联储降息使美元指数走弱，有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降低央行干预成本，为我国稳健宽松营造外部环境。她指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要且可持续的，应避免被动跟随外部政策变动，最终取决于国内政策协同。建议在保持总量适度宽松的同时，应通过结构性工具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降低其融资成本，加强企业投资意愿和信心，缓解外需疲软带来的冲击，带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形成内需扩张的良性循环。同时应密切关注主要经济体政策变化，把握好国内外政策联动窗口期，稳定市场预期。

西南财经大学数字经济与交叉科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金融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赵静梅教授指出，目前我国M2存量已居全球前列，但信贷资金未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与消费。她认为，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失衡和信心缺失。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偏重“世界工厂”定位，利润分配更多集中于政府和资本，居民部门收入增长滞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导致货币政策刺激边际效应递减。她指出，悲观预期具有自我实现性，若企业家与居民缺乏对未来的信心，即便流动性充裕，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货币政策将失去乘数效应。她建议，短期应通过央行主动信号传导强化预期管理，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悲观预期自我实现；中期应配合财政政策协调央地财力关系，增强内需支撑力；长期则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体系，完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支持机制，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创新领域提供可持续金融支持。

江苏省人大财经委原主任委员江建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了长期而深远的作用。除了财政和税收的调节作用外，金融在推动经济增长、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金融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效弥补了短缺，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周期阶段，生产能力持续增强，但居民消费能力却显得不足，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约束日益突出。这意味着单纯依赖过去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为主的金融拉动模式，已难以满足扩大内需的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他提出，未来金融必须探索新的机制，更好地激发内需潜力。他认为，金融应在消费领域建立新的支持机制，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如何推动劳动要素的回报提升使普通劳动者和中低收入群体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和分享发展成果。最后，他提出，将社会储蓄的“活水”引入合理渠道，既可以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发挥调控作用，也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激发居民就业与收入增长，从而形成扩大内需的良性循环。

（《人民周刊》2025年第18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