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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昌:人民心中的“谷满仓”

冯雅丽    2025-07-29 12:21:30    《人民周刊》

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种“潜绩”,是最大的“显绩”。

——摘自习近平《之江新语》

 

图为谷文昌。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70多年前,多名林州好儿女怀着这样的信念从太行山下出发,奔赴南方新解放区,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发展经济,开始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谷文昌,1950年随军南下,在福建海岛东山县工作了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他以“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治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一项德政,十万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为他点赞,称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是“四有”干部的楷模。政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谷文昌一生对党忠诚、心系百姓、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以自身坚定的党性和温暖的情怀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风采。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1915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帝制被推翻的转型期,各类矛盾尖锐复杂,国际国内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谷文昌就出生于这个乱世之中。“我家贫农成分,三代文盲,两代长工……”谷文昌在简历中写道。

1939年谷文昌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家乡河南林县获得了解放。他家乡的解放与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党的一个重要决策有关。面对强敌,中国共产党总结教训,主张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提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依靠人民大众的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后,八路军一二九师挥师北上,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上燃起了革命的火种。而革命的星星之火刚开始蔓延的时候,谷文昌就敏锐地关注到了。

谷文昌常年奔波在太行山里,目睹了共产党员深入群众去大力宣传救国的思想。这些行为、那些道理深深打动了谷文昌,他毅然参加村农民抗日救国会,并迅速成为共产党所依靠的最积极、最坚定的基本群众的一分子。

谷文昌也拥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只要革命需要,他吃苦耐劳,豁出命干。尤其是1941年被选为片长后,救济穷人、发动群众为八路军征粮、做军鞋、纺纱织布……每项工作他都走在前头。与一般农民不同的是,他还爱学习。1943年党组办民校,28岁的谷文昌带头报名参加。煤油灯下,谷文昌认真听讲,努力学习,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迅速提高。在他的带动下,乡里的民校办得红红火火,成为党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阵地。

1944年3月,谷文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林北县第七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同年谷文昌到林北县第七区任农会干事,翌年任林北县第七区区长。

1944年9月,日本在国际战场上连连失败,敌人悍然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一天上午,林北县第七区区委正召开肃清伪匪迎接全林县解放的紧急会议。突然远处传来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时任区农会干事的谷文昌马上反应:一定有敌情,得马上转移。

这场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区支队在接到撤离消息后迅速撤出战斗,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村庄。日伪军四处搜索,在村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

干革命,谷文昌不光有勇,而且有谋。当年七区的干部们非常熟悉他的一句话:“要把工作搞热,把群众情况搞透,就要开动脑瓜子。”

林北县第七区的群众大都散住在山顶、崖边和山腰,有的一村一户,有的几户一村。为了发动群众,做好工作,谷文昌经常挑着粗布行李卷,跋涉在“阎王鼻子”“鬼门关”等险道上,他的足迹遍布七区的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村落。每到一个自然村,他就住在最贫苦的农民家里,白天和他们一起劳动,晚上和他们一起边吃粗糠面边谈心,他用农民的语言,向群众讲述革命的道理,群众则敞开心扉,向他吐露心里的话。

“清早糠,上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一首民谣,唱出了林北县七区人民的苦难与无奈。如何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改善群众生活?谷文昌盯住了养蚕。通过走访,谷文昌了解到:桃花洞村蚕农申九华,可能还保有蚕种。谷文昌穿过浓密森林,翻过危崖,跋涉30余里山路上门请老蚕农。老蚕农被谷文昌的真情打动,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养蚕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谷文昌。经过重重困难,林北县七区的山蚕茧连年获得大丰收。

1946年6月,林县、林北县合并,复称林县。原林北县七区与姚村区合并,称林县第十区。谷文昌担任副区长。1947年麦收时节,姚村一带10余个村庄发现蝗虫。谷文昌闻讯,亲赴各村调查,并到灾区抓了蝗虫用线串住拿到村里,让群众意识到灭蝗的急迫性。经过严密的组织,“十八、十九日两早晨十个村共出动男女老少5500余人,消灭蝗蝻、飞蝗78万4千个,基本上消灭了蝗虫”。

不救民于苦难,要我来这里干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为了建设解放区下达了选调南下干部的通知,林县在阎家台村召开动员大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激昂的口号撞击着谷文昌的心扉。他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但选择南下,就不能为饱尝苦难的母亲尽孝……最终,谷文昌说服自己的母亲,填写了“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表”,和他一起的还有很多人。

1949年9月23日,谷文昌一行人经过长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福建省赣州市,和谷文昌一起的37人被分配接管位于福建最南端的东山县。在这里,谷文昌开始了他一生的建设事业。

在东山县,谷文昌和百姓一起艰苦备战,终于迎来了东山解放,但解放了的东山人民还没有完全从困难中走出来,风、沙、干旱、海潮仍然威胁着东山人民的生活。“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这首民谣唱出了东山的现状。看着苦难的东山人民,谷文昌说:“不把人民拯救出苦海,共产党来干什么?”他反反复复在各级会议上强调:“改造世界是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天职,越穷越要革命,自然条件再差,也要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

1952年谷文昌和东山人民开始了治服风沙的战斗。谁曾想过,整整五年,各种治服风沙的方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灾难和贫困依然笼罩着东山,风在呼号,百姓在叹息。谷文昌用生命作为抵押,指天为誓:“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天寒地冻,风狂沙飞。谷文昌率领县林业科的同志,一步一个脚印,逆着风沙探风口,顺着风向查沙丘。凛冽的寒风掀起帽檐,风沙打在脸上,扑进眼里。他眯着眼睛,捂着脸部,侧着身子,顽强地走在队伍的前头,用身体去感受狂风的力度、飞沙的流向。渴了,沾一沾行军壶里的冷水;饿了,啃一啃冰凉的馒头。从苏峰山到澳角村,从亲营山到南门湾,谷文昌踏遍了东山的412个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下来,绘在图上。风晨雨夕,谷文昌和县委一班人深入乡村,走进千家万户,和老农们促膝长谈,问计问策……同时,通过报刊资料,通过相关部门多方了解外埠治理沙荒的信息。

一次偶然机会,白埕村村民在飞沙滩上挖出泥炭土。谷文昌匆匆赶到,小心翼翼地捧起黑黝黝的泥土带回家晒干,放进灶膛——一朵火花,从泥土上腾起!尽管很小很弱,却分明映现出远古东山的浩瀚临海。谷文昌看到了希望,他带领调查组跋涉在茫茫的沙滩上。一个月过去,能够播撒绿色希望的树种跃入眼帘:白城村沙丘旁,摇曳着几株挺拔的木麻黄。这是农民林日长三年前扫墓路过西山岩林场时,顺手拔回来种上的。风吹沙丘,这绿色的生命竟然能够倔强地冲破沙层钻出地面,长得又高又大!随后谷文昌把县里参加扩干会的300多名县、区、乡干部拉到木麻黄树下。

“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这几株木麻黄,就是东山的希望!”

1957年,广东湛江、电白沿海营造木麻黄防风林成功的消息传来。谷文昌立即派县农工部长靳国富率领队伍奔赴广东湛江、电白取经。此次取经林业技术员吴志成在电白要来了一捆木麻黄,带回东山,分种在西山林场和其他几个大队。木麻黄长势良好。谷文昌喜出望外,东山干部群众信心倍增。找到了沙荒林的理想树种,东山县委随即进行防治沙荒全面规划,提出了“以造林为主,综合治理,全面治服”的一系列措施。

1958年春季东山人民兴高采烈地投入栽种木麻黄的行动中,然而3月18日北风乍起,气温骤降,持续一个月之久的倒春寒,再一次残酷地揉碎了东山人的绿色之梦……

“这沙滩,冬天人都站不住脚睁不开眼,夏天烫得可以烤花生,怎么能长树?”“沙荒能长树,鸡蛋能长毛!”“沙荒能长树,拔下我的胡子刷马桶!”东山的百姓议论纷纷。

谷文昌知道了木麻黄成片死亡的消息后,心里也很难过,但他坚信木麻黄一定能绿化东山。在经受了多次挫折后的东山县委,开始思考木麻黄在东山种植是否有规律可循。经过艰苦探索,东山造林试验小组发现短枝木麻黄最适宜在东山栽种。接着,他们也总结出带宿土、选壮苗、抢雨天、大穴深栽密植、灌水追肥、防治虫害六种造林技术要点。

东山岛常年干旱、淡水奇缺,喜水的木麻黄需要大量的水浇灌,这又成为东山人民的一道难题。然而,十一队队长林坤福的一次失误却破解了这个难题:淡水兑咸水浇灌木麻黄,照样能够成活。

技术问题解决后,东山县委认真选种。随后,谷文昌深入各战区亲自指挥、具体指导,带领东山人民完成栽种工作。完成栽种后更是小心翼翼呵护木麻黄的成长,终于东山崛起了绿色长城。东山造林成功并迅速在福建全省推广,从此福建根绝了风沙之患。这一切都与谷文昌的呕心沥血分不开,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里才有了福建今天的绿色林海。

简朴清贫、为民奉献是最大的家教

谷文昌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1976年,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谷豫东向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的要求,谷文昌沉默许久,还是劝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谷文昌说:“我是领导干部,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

谷豫东说:“遇到工作调动、个人待遇提升等关口,我们也曾多次向父亲‘求助’,但他的回答永远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能靠着我的关系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

“人很老实,说话轻言细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能吃苦,下乡睡地铺,没有一丁点儿千金小姐的脾气。”谈起昔日的同事、谷文昌的大女儿谷哲慧,东山县铜陵镇71岁的老人陈炳文仍然印象深刻。

1963年,谷哲慧高中毕业进了县财政科当临时工。陈炳文说:“几个月后才知道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我们都以为她在临时工岗位只是锻炼锻炼,很快就会转正、提干,没想到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她用了15年。”

1964年,谷文昌调到福州任林业厅副厅长,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谷哲慧转为正式工,随谷文昌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坚决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此后,谷哲慧还有多次机会转正,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979年才转正。谷文昌身边的工作人员潘进福、朱财茂说:“谷书记公私分明,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利,他的5个孩子都是自食其力,没有沾过父亲的光,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

目前,除了小儿子谷豫东在漳州市中山公园服务中心担任一名普通员工,谷文昌的其他4个子女都已退休:大女儿谷哲慧、三女儿谷哲芬到退休时都只是副主任科员,大儿子谷豫闽退休时是厦门检验检疫局调研员,四女儿谷哲英退休时是漳州市工商局的普通职工。

简朴清贫、为民奉献是谷文昌对家人最大的家教。谷哲芬说:“父亲很少说教,也没留下什么家书、家训,他的教育是身体力行展现的。”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萍都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

谷豫东说:“父母一辈子清贫、朴素,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值钱的家具,从河南到东山、福州、宁化、漳州,父母的行囊永远都只是两个樟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用品。”

谷文昌在东山工作时,家里甚至没有饭桌,吃饭就在县政府大院宿舍露天的石桌上,遇到下雨,家里人只能端着碗在屋檐下吃饭。在子女的记忆中,小时候一周见不到父亲几次。谷哲芬说:“早上起床时他已经出门了,晚上睡觉时还没回来,有时一连好几天都在乡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山县风沙肆虐,气候恶劣,谷文昌全身心扑在了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上。谷文昌的警卫员潘进程说:“谷书记起早摸黑,废寝忘食,下乡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喂猪的厚叶菜,晚上睡在群众家里,在地板上铺上稻草就打地铺,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

谷豫东说:“有时父亲好不容易在家,仍然不时有群众找上门来反映困难,父亲总是热情接待,还经常留困难群众吃饭。没有多余口粮,家人就得饿肚子,有时看着群众吃饭,我们几个孩子都会流口水。”

受谷文昌影响,他的子女从来都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吃苦耐劳,生活俭朴,真诚待人。

东山陈城镇72岁村民陈志英是谷豫闽的初中同学,几十年来,两位老同学一直保持交往。他说:“豫闽待人真诚,心地善良,一生朴素、节俭,到老了住的房子也不大,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家具。”

谷文昌的爱人史英萍是一名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谷文昌一起来到东山,当时是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在此后30多年的工作中,她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谷文昌去世后,史英萍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省吃俭用之余热心公益。7年多时间里,她从微薄的离休金中挤出2万元资助了18位特困大学生。

晚年的谷文昌依然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奋战在建设的第一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仍不忘叮嘱儿女不要给医院找麻烦,把属于公家的东西还给公家。1981年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停止了跳动。谷文昌去世后,东山人民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如修建谷文昌纪念馆、“先敬谷公,后祭祖宗”的习俗等。

谷文昌一生,身体力行,践行着自己“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誓言。谷文昌坚信“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群众想什么盼什么,就带领群众干什么,不管在什么岗位,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在领导东山人民改造环境、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尊重实际、尊重科学,坚持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因困难而退缩,不因干扰而动摇,脚踏实地干出了一片天地。他一生不论肩负使命还是身处逆境,从未忘却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褪去党员底色,从未动摇理想信念,始终相信党,始终坚定自己的信仰。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信仰的力量:共产党员的信仰故事》)

 

(《人民周刊》2025年第13期)

(责编:张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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