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博物馆永不终结

北京中轴线上，由天安门经端门至午门，一条青白方石砌筑的御路向太和殿延伸。这条古代几乎专供皇帝使用的道路，是北京城中轴线最核心的一段，在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原司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眼中，也是帝制时代君主霸权的典型体现。

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期间，李文儒无数次站在这条路上体悟历史：明清时期的近500年，这条路有多少人走过？24任皇帝及其皇后、李自成、历届殿试前三甲……只留下500多人的足迹；而如今，到访故宫的各地游客，最多时1天可达18.6万人次，留在这条路上的脚印已经不计其数。

“从近500年的500多人，到1天的10多万人次，什么是一人一家所有，什么是天下人所有，什么是私、什么是公？”李文儒想到，在君主帝制终结以前的近500年间，这条路上的石头原本有多么粗砺，几百年后还是那么粗砺，而现在光滑的表面，则是被人民群众的脚步打磨出来的。

置身宏大壮丽的故宫建筑群落，李文儒看到帝制的本相，想到历史的巨变。在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之际，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他期冀更多游客能够从人与故宫的关系演变中，感受到国家权力更迭的实质。

人与故宫，有微妙互动

故宫东华门外的一条街，几乎满满当当都是租赁宫廷服饰的店铺。李文儒偶尔路过，看到熙熙攘攘身着古装的人群，时常感到：“今夕何夕？”他理解故宫如今的景点属性和文旅娱乐功能：“玩一玩，拍个照、打个卡，大家高兴、开心！”而大批游客的娱乐姿态，带给他更多的则是担忧：会不会在有意无意间，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文化渗透？

虽然时移世易，故宫的功能已经改变，但是空间环境没有变、建筑形态没有变。

李文儒称之为“某种场景式的改造”。太和殿是明清皇帝登基的地方，高置着皇帝的金銮宝座，最初就为臣民跪拜皇帝而建造。李文儒没有想到，这种建筑环境与人类心理的相互作用，会延续至今。“那些人跪拜的，是象征皇权、财富的宫殿。而有些没有实际跪拜的人，会不会依然在精神上跪拜？”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位于城中心的皇宫是最高大辉煌的建筑，黄瓦红墙映衬着白云蓝天，四周的民居则是低矮、灰暗的。李文儒向记者解析，故宫建筑群落充分展现出皇帝固化、强化、彰显皇权，要求民众一切听从于自己、唯我独尊的理念，也是皇权帝制形态化表达的极致。他认为，游客如今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更应当找寻到中国古代几千年社会制度、权力结构必须终结的历史理由，“带着这样的想法，还会腿一软就下跪吗”？

仅凭最朴素的天然感知，有时反而能够望见历史的真容。在参观故宫的游客中，李文儒见过一位来自偏远山区的老太太。左右端详一番金銮宝座后，老太太转头笑着对他说：“还不如俺家沙发舒服，要是我儿子才不让他坐。”李文儒也曾同一名穿着宫廷服饰参观的女孩开玩笑：“你不走了，留下当宫女吧！”女孩哈哈一笑：“那可不行！”转头跑开了。

“故宫不是让我们模仿克隆、歌颂明君圣主的地方，而是一个我们可以走进去触摸的、认识皇权帝制本质的标本。”对游客与故宫之间良性正向的互动关系，李文儒感受更多。“大部分人都能用现代理念认识古代皇宫，有穿透历史真相的意识自觉。”

李文儒希望，自己的担忧只是杞人忧天，那些身着宫廷服饰的游客，并不会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当作皇帝、妃嫔，而是能够更加切实地沉浸式体验历史，通过认识过去、理解现在，在古今对比中更清楚地辨明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鲜明反差。

劳动者血汗，铸就历史

偌大的太和殿，明朝初建时的规模是现存空间的2倍，有4000多平方米，殿中竖着72根20多米高的粗大楠木立柱。楠木，北京及周边地区都不出产，来自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的深山老林。

“600多年前，用怎样的砍伐工具、交通工具，才能把这么大的木料不远千里砍伐下来、运输过来？不可想象。”李文儒从史书中抄出一句话：“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从入山到出山，为什么有一半民工留在了山里？被石头砸、被水流冲、被猛兽咬、被瘴气毒……故宫营造，征调过多少次“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民工，又有多少个“五百”把鲜活生命葬送在山林？李文儒抄出古书中的句子，明初参与故宫修建的，有“十万工匠，百万役夫”。

古代皇帝的宫殿，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血肉身躯之上。故宫博物院中藏品展品琳琅满目，其中体量最大的展品就是皇宫建筑。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这样的建筑群落和珍品收藏只是皇帝的私产，与人民群众几乎毫无关系。“当然，这座宫殿和丰富的藏品，并不是皇帝自己建造制作的，而是人民的劳苦牺牲。”李文儒说。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盘踞中华大地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随之终结，昔日的皇宫成为故宫，并在1925年组建为故宫博物院。李文儒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期间，太和殿又经过一次大型修缮。即将完工时，他走上太和殿的屋脊。正脊中央的琉璃瓦下有一块空心砖，从清代康熙时期起就放置了五谷、五药、五经等“镇殿之宝”，故宫博物院用宣纸写了“太和殿修缮记”，也放入其中。

最后一道工序是，用紫红色的砂浆抹平。李文儒与抹灰的民工小伙子聊天，问他是哪里人。“河北曲阳一带。”小伙子回答。曲阳是有名的“石雕之乡”，故宫修建时，许多工匠都来自曲阳。李文儒立刻想到，明朝修建太和殿时，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的是不是这名小伙子的祖先？康熙时期第四次修建太和殿时，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的是否也是这名小伙子的祖先？而那时修建的是皇帝的私产，如今却是在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站在太和殿的屋脊上，李文儒举目四望：北京城的民居已经不再低矮灰暗，而是处处高楼平地起，古往今来为这些建筑添砖加瓦、奉献付出的，都是同这名小伙子一样的中国民工。他们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贵的汗水、高大的身影，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怎样致敬他们的贡献？李文儒在自己著作的一个章节中，用文字向他们表达敬意：“皇帝屋脊上的中国民工”。

时代巨变，在宫墙之间

由皇宫到故宫，再到故宫博物院，促成故宫功能骤变、权属质变的，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时代巨变。

辛亥革命以前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打倒一个皇帝又来一个皇帝、推翻一个王朝再建一个王朝，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代代相继，皇权帝制的历史循环似乎无休无止。1420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即使历经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满清入关，“家天下”的皇权专制制度都未曾改变，故宫由皇家私有的所有权性质也从未变更。

近500年间，故宫里的所有空间、所有建筑，几乎全部为皇帝一家服务。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启了由“君主”向“民主”翻天覆地的历史性骤变。“还有哪个场所，能够令人最真切、最直接地感受、体会、认识、理解这种历史剧变？只有这里见证，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取代。”李文儒深有感触。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彻底扭转了故宫延续500多年的所有权属性。“空间没有变，建筑没有变，过去是皇帝一人、一家所有的宫殿，现在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所在地。”在李文儒看来，所有权从私有变为公有，是故宫博物院与明清皇宫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也是故宫最彻底的一次转变。

明清皇宫和其中的丰富珍藏，皇帝并非仅仅为了赏心悦目或居住舒适而建造制作，李文儒认为，根本目的是显示坐拥天下的尊荣、至高无上的皇权，借此树立自己的极端权威、巩固自己的绝对地位。1925年起，昔日的皇宫逐渐改制为博物院后，不仅故宫建筑和宫中藏品面向全社会开放展陈，整个北京城内，寓意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社稷坛、曾是皇家“后花园”的景山和北海等，都变成了面向人民群众开放的公园，皇家祭祖的太庙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开辟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以故宫为核心，这一片皇家独霸的私产完全打开，变成了人民所有。这种所有制的变化，只有在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实现！”李文儒说，在过去近500年的皇宫时代，故宫文化属于皇家文化、皇权文化，是用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保护自家财产、维护自身统治，所有制变更后，故宫文化变成了民主文化、民族文化，人民群众借由故宫一起了解君主制度的本质，通过今昔比较更深刻地体悟历史变迁中的巨大进步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带着这样的感触，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先进民族文化贡献力量。

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时，李文儒兼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和《紫禁城》杂志主编，在《紫禁城》杂志纪念专刊的卷首语中，他写下一句话：故宫博物院正年轻。“一个人100岁，已经老了；一座博物馆100岁，刚刚开始。”他忆昔抚今、鉴往知来：皇宫时代近500年就终结了，而人民的博物馆永不终结。

 

（《人民周刊》2025年第24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