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书画的百年离合

2025年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华诞。1925年建院至今，可谓是紫禁城建成以来最为风云变幻、起伏跌宕的一百年，先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灭亡、民国的成立、日寇的侵略、抗战的胜利，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后，故宫博物院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故宫书画的百年离合也见证了历史，折射了时代，令人感慨。

故宫书画的流散与回归

中国书画历史悠久，以其典雅高妙的艺术风格为世人所爱，更是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体现。中国宫廷对于书画的收藏始于汉代，历经晋、唐、宋、元、明、清历代皇室的精心搜集与鉴藏，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清内府的书画收藏在经历了康、雍时期的初创阶段后，在乾隆时期达到高峰，可以与北宋徽宗时期内府相媲美。从乾隆朝开始历时74年，编修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两部大型书画著录。其中，《秘殿珠林》著录了清内府收藏的历代宗教题材书画；《石渠宝笈》则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著录了宗教书画以外的历代名迹，其中唐宋元时期流传有序的书画佳作约2000件，在收录总数1万余件中占据了近1/5。

嘉庆、道光时期，皇帝经常用内府所藏名画、法书、法帖颁赐近臣，于是清宫藏书画开始流出宫外。英法联军的掠夺又致使圆明园所藏200余件历代书画被劫掠与焚毁。清朝灭亡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内廷居住，其间，他将1000余件书画珍品移运出宫外。与此同时，内廷太监也趁火打劫，盗窃书画并将之流入古玩市场。1932年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此前在天津日租界当寓公的溥仪将大批清宫文物由天津运至长春伪满皇宫，书画存放在伪皇宫后花园的小白楼内。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溥仪一行出逃，保存在小白楼的书画遭到伪皇宫卫兵的哄抢。这些书画流散出来后，在当时被称为“东北货”，大部分流往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一部分则经香港等地流往国外，成为国内外权贵、藏家竞相抢购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文物工作，特批宝贵的资金用于收集流失在外的珍贵文物。在党和政府的感召下，大批具有爱国精神的有识之士纷纷将自己庋藏多年的文物藏品捐献给国家，大量散佚宫外的清内府旧藏文物再次回归故宫。现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书画是在清宫内府旧藏的基础上，不断新收入藏文物，达到如今的规模——共有藏品约20万件，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且多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其中，清宫旧藏达到4万余件。

故宫书画的时代映照

故宫的这一百年见证了从皇家宫阙到人民博物馆的巨大转变，而这也正是国家由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真实写照。一个国家的书画收藏看似只属艺术领域，其实亦是国家实力的晴雨表。当国力昌盛兴旺时，就能汇集起丰富精彩的艺术收藏；反之，宝贵藏品则会散佚甚至流失海外。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载，故宫博物院逐渐将曾经流出宫外的书画珍品重新收集汇聚，并不断扩充书画藏品的类型及数量，构建起世界顶级的、庞大而高质量的中国书画藏品库。每年故宫博物院都会在院内举办多个书画特展，并在海内外多家博物馆主办或参与书画专题展或综合性展览。故宫就像一条精美而典雅的丝带，丝滑地连接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故宫书画作为故宫博物院最精华藏品的一部分，将继往开来，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继续贯彻“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将书画作品影像进行数字采集并进一步发表，让世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领略到中国书画艺术的魅力，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本次百年院庆展览特意精选其中的39件书画文物进行展示，让观众尽情欣赏旷世国宝。这里选取6件书画珍品进行赏析，以飨读者。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绘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城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繁华景象的风俗画。全卷描绘了800余人、80余头牲畜、30多栋建筑、20多艘船舶和车轿，场面宏大，富有情趣。其作者是北宋翰林图画院的画师张择端，艺术史上公认的界画高手，该图是他存世的唯一作品。张择端从少年时期便游历京城，对于汴京的人文地理、风土民情了然于心，于是汴京的城楼、桥梁、舟车、店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数家珍般从他的笔下涌现出来。张择端的界画技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用界尺，建筑舟船的造型全靠手上功力，寥寥几笔所画对象就准确地跃然画上；出自他手的建筑与舟车都活灵活现，线条充满精雅的韵味，非常生动。

全画采用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法，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描绘进城前后的市郊景色，低矮的茅草屋、阡陌的纵横、往来其中的人马、送炭的驴队、停泊码头的粮船出现在一片乍暖还寒的萧瑟场景中。第二段以虹桥为中心，也是本图的高潮部分。画中的漕船冲向虹桥，正放倒桅杆欲穿过桥孔，桥上行人如梭，还发生了文武官员的轿马之争。第三段描写的是城门内外的市区街景，华丽的楼阁、客运的船舶、络绎的车马、街头的看相算命、城墙下的修面理发、路边的说书艺人，以及文人士绅、官吏、医生等，画家还表现了船夫、力夫、车夫、纤夫、轿夫、挑夫的艰难生活。整幅画面内容丰富，展现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全景。

此图尾纸有金代张著、明代吴宽等多家题跋及钤印，《清河书画舫》《庚子销夏记》《式古堂书画记》《石渠宝笈三编》等书著录。此图经过北宋宣和内府旧藏、金代私人收藏、元代皇宫所藏后流入民间，明代先后经李东阳和严世蕃收藏，后入藏明内府，流出后在清代乾隆年间由毕沅收藏，嘉庆四年（1799年）入藏清内府。末代皇帝溥仪先后将此图带至天津、长春。新中国成立后，此图经东北博物馆重新回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韩《五牛图》卷

 

《五牛图》的作者韩滉（723—787年），唐代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其父为唐代宰相韩休，韩滉本人也在唐德宗时期任宰相，封晋国公。韩滉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擅长画事，善于描绘畜兽类题材，尤以画牛闻名，这也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他笔下牛的形象生动真切，活灵活现，风格浑厚扎实。将此类题材引入画中，体现了我国古代作为农业大国以农为本的政经文化思想，蕴含着鼓励农耕的意味。

在中国艺术史上，《五牛图》是目前见到最早的纸本绘画，所用纸张为最具唐代特色的麻纸。图中所绘五牛从右至左依次展开，形态各异，先绘一头意态悠闲的棕色老牛，边咬着东西边蹭痒；后绘一头黑白杂花牛，摇尾前行；中间绘一头深赭色老牛，正面对着观者，体现出作者全面的造型写实能力；之后为一头健壮黄牛，回首后望；最后为一头深黄色牛，凝神前望，若有所思。韩滉的绘画特色是以简括的线条勾勒出牛的形体及骨骼转折，通过流畅并极富力度弹性的笔法，将牛身上那种筋骨和肌肉的张力精妙地表现出来。整幅手卷几乎没有背景补景，五头牛既相互呼应，又自成一体，非常有现代设计感。韩滉画的牛，惟妙惟肖，形神兼备，《五牛图》作为其传世孤品，在艺术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本图无作者款印，本幅及尾纸上有赵孟頫、孙弘、项元汴、金农、弘历等十四家题记。从唐代韩滉创作出《五牛图》后，在两宋时期均为内府收藏，元代又先后经当时的皇太子、赵孟頫等收藏，明代成为项元汴的藏品，清代乾隆年间进入内府，存放于中南海内丰泽园西侧的春藕斋，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宫禁，此图被劫掠出宫。历经辗转，此图后被香港企业家吴衡孙购入，20世纪50年代初，吴氏企业决定以10万港币售出《五牛图》。得此消息，周总理立即指示文化部派专家赴港，不惜一切代价购回。经专家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后，经过多次交涉，以6万港币成交。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妥善安排下，《五牛图》经专人护送，安全运抵北京。刚入藏故宫时的《五牛图》经历了多年的颠沛流离，整幅作品伤况严重，画面上有蛀洞多处。后经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部门专家孙承枝先生历时八个月精心修复，最终以宣和式装裱方式高质量完成修复。时至今日，《五牛图》仍以其完美的状态，精良、平整的装裱，向世人展示。

王振鹏《伯牙鼓琴图》卷

 

 

《伯牙鼓琴图》是一幅经典的人物故事画，绘制的是春秋名士俞伯牙在舟内鼓琴时，路遇知音钟子期的故事。伯牙精于琴艺，子期擅解琴音，这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卷十四记载此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复为鼓琴者。”这个故事歌颂了知音之间美好的友谊，为以后许多文人和画家所称道，成为诗文书画的常见题材。王振朋的这幅画就是根据这一古代故事而绘制的。

此画作者王振朋，字朋梅，号弧云处士，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至漕运千户，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擅长界画与人物画，画风工致细密，笔法细劲，深得元仁宗赏识。王振朋的人物画技巧继承自北宋李公麟的白描画法，笔法秀劲，细致入微。画面上共有五人，伯牙、子期对坐，三个侍童立于二人身后。伯牙长髯下垂、长衫敞怀，一副放荡不羁的高士形象，端坐平石之上，双手抚琴。伯牙对面的子期也坐于石上，头戴纱帽、身着长袍，一副文质彬彬的文士形象，只见他低头静心欣赏伯牙演奏的音乐。三个侍童表情各异。画尾的题跋中，名士冯子振提到此件为临摹本，而原本很可能来自南宋李公麟版本。无论如何，此卷的艺术价值都足以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名作。

此图在元代时为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元仁宗之姐）收藏，清初归著名收藏家梁清标所有，乾隆时入藏内府，《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从清宫流出之后，此图曾埋于地下，取出时装裱已经脱离，尤其是画心本体的绢面与命纸已经分离，画面整体灰暗斑驳，碎裂严重。后经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部门专家修复，使后人仍能看到千年古画的样貌，实属珍贵。

王《伯远帖》

 

本次展出的王珣《伯远帖》与陆机《平复帖》是现今存世的仅有的两件晋代名人书法作品。《伯远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三希”。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名垂青史，但他的书作没有一件真迹传世，而是以临本、摹本及刻本的形式流传，包括王献之《中秋帖》也是双钩本。只有这件王羲之侄子王珣的短笺流传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二王”行草书的用笔之妙。

王珣（350—401年），根据《晋书》记载：“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王导之孙，王洽之长子也。王珣早年为桓温重用，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后累官辅国将军、吴国内使，尚书仆射。隆安初迁尚书令，赠车骑将军，开府，谥献穆。”王珣自幼天资聪慧、颇富才学：他喜好研读典籍，以文笔精湛著称；在政治上，他深受晋孝武帝司马曜重用；在艺术上，他以擅长书法而闻名于世。他的书法笔致清秀，潇洒古澹，结体宽博，意态飘逸，明人董其昌称他的书法为“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伯远帖》原是王珣写的一封信笺，整幅作品开卷后，由右至左分别为乾隆皇帝御书的引首：“江左风华”。前隔水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后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御笔。又识。”在一幅小尺幅的法书前撰写如此之多的御题，足见乾隆皇帝对此件珍宝的喜爱。王珣书法本体释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紧连本体的后隔水上有明代董其昌题跋，后有乾隆皇帝御笔绘制的树石图，并自题款识：“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后接王肯堂题记。整幅作品卷尾为词臣董邦达奉勑绘制的图画并题记，还有沈德潜奉敕书写的《三希堂歌》。

《伯远帖》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奉乾隆皇帝旨意，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一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最西侧南面的房间，乾隆皇帝将此房间命名为“三希堂”并御题匾额。《伯远帖》流传有序，经《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

清朝于1911年结束统治，根据清代皇室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等皇室成员暂时先居住于紫禁城内廷部分，而后逐渐移居颐和园。在此期间直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收藏在敬懿皇贵妃居住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外。经过多年辗转，此两件珍宝最后流散到中国香港地区。195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相关部门花重金将《伯远帖》《中秋帖》从香港购回，最终国宝回归故宫博物院。

李白《上阳台帖》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为人爽朗大方，乐于交友，爱好饮酒作诗，著有《李太白集》，其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将进酒》《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被誉为诗仙，与诗圣杜甫并称“李杜”。这件《上阳台帖》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整幅作品运笔肆意奔放，一气呵成，体现了作者洒脱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

《上阳台帖》从文体上讲是一首李白所书的自咏四言诗。开卷后，由右至左依次为乾隆皇帝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引首，法书本体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其释文是：“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后隔水有乾隆皇帝御题，后有宋徽宗赵佶的御题，作为宋徽宗的亲笔书法，也非常珍贵。此帖经清安岐《墨缘汇观》《石渠宝笈·初编》等书有著录。

《上阳台帖》在北宋时是宣和内府的藏品，南宋时为权相贾似道所藏，元代时为张晏藏品，明代藏于著名收藏家项元汴的天籁阁。清初为收藏家安岐所得，后进入清代内府收藏。《上阳台帖》在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期成为收藏家张伯驹的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此帖捐献给国家，1958年《上阳台帖》回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黄庭坚《诸上座帖》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先后任起居舍人、秘书丞、国史编修官、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他曾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受教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他善诗文，更以书法见长。黄庭坚的楷书字势舒展，笔力刚劲；草书回旋转曲，极富变化，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并著有《山谷集》存世。

《诸上座帖》的内容来自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此卷是黄庭坚为友人李任道所录写的，全文内容为佛家禅语。释文：“诸上座为复只要弄唇嘴，为复别有所图，恐伊执着，且执着甚麽，为复执着理，执着事，执着色，执着空，若是理，理且作么生执，若是事，事且作么生执，着色，着空亦然，山僧所以寻尝向诸上座道，十方诸佛，十方善知识时尝垂手，诸上座时尝接手，十方诸佛诸善知识垂手处合委悉也，甚么处是诸上座接手处，还有会处会取好，莫未会得，莫道揔是都来圆取，诸上座傍家行脚，也须审谛着些子精神，莫只藉少智慧，过却时光，山僧在众见此多矣，古圣所见诸境，唯见自心，祖师道，不是风动幡动，风动幡动者心动，但且恁么会好，别无亲于亲处也，僧问，如何是不生灭底心，向伊道，那个是生灭底心，僧云，争奈学人不见，向伊道，汝若不见，不生不灭底也不是，又问，承教有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学人如何解，向伊道，汝甚解前问已是不会古人语也，因甚，却向伊道，汝甚解，何处是伊解处。莫是于伊分中，便点与伊，莫是为伊不会问，却反射伊么，决定非此道理，慎莫错会，除此两会，别又如何商量，诸上座若会得此语也，即会得诸圣揔持门，且作么生会，若会得一音演说，不会得随类各解，恁么道莫是有过无过，说么莫错会好，既不恁么会说一音演说，随类得解，有个下落，始得每日空上来下去，又不当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古人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么会取。此是大丈夫出生死事，不可草草便会。拍盲小鬼子往往见便下口，如瞎驴吃草样，故草此一篇，遗吾友李任道，明窗净几，它日亲见古人，乃是相见时节，山谷老人书。”

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在创作上受到了唐代怀素草书的很大启发，也能看到张旭风格的影子。作者以悬腕运笔之法完成全卷，整幅作品气势苍浑，笔法肆意老辣，字形结体奇特，奔放洒脱，作者卓越的书艺跃然纸上。作者通过如此奇特的草书笔法，将其心中的淤塞之气抒发出来，由此开创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狂草新篇章，是其晚年力作，中国书法珍品中的瑰宝。《钤山堂书画记》《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庚子消夏记》《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

 

（《人民周刊》2025年第24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