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绩观的核心要义

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政绩观。邓小平政绩观是一种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标、以实践效果和历史检验为评价尺度、以求真务实为方法原则的发展型治理理念。这种政绩观不仅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治理方向，也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人民立场

人民立场是邓小平政绩观的价值基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是邓小平一生的真实写照。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立足人民利益，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要看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他明确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这充分表明，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绝非追求个人名利或短期政绩。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这一人民立场首先鲜明体现在农村改革上。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显著提高。邓小平了解这一情况后，充分肯定了这一探索，认为这种做法“增产幅度很大，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并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广。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创新迅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升了中国农业生产能力，也显著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农村改革的成功，表明只有真正符合人民利益、能够切实改善群众生活的政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政绩。

因此，在邓小平看来，政绩的正当性并不来自口号和形式，而来自人民利益是否得到持续实现。如果一项政策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那么即使表面上声势很大，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政绩。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确保各项政策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二、发展为要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是邓小平政绩观的一个中心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真正改善人民生活。

这一发展导向在经济特区建设中体现得尤为鲜明。1979年，邓小平支持在广东和福建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把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视察深圳时，他明确指出，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通过大胆改革、扩大开放来吸引外资、发展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只有几万人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一座人口超二千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象征。

这一实践充分证明，在邓小平政绩观中，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为改善民生提供物质条件，富民则是发展成果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正是在这种发展导向的引领下，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政绩观的重要方法论原则。邓小平始终强调，解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他曾明确表示“我是实事求是派”，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他看来，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在复杂的改革实践中，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种务实精神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中国改革一度陷入争论和徘徊，社会上围绕“姓社姓资”等问题出现了分歧。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这些重要论断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思想束缚，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政绩观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体现在政绩必须靠扎扎实实的工作来创造，而不能靠表面包装和形式造势来获取。评价干部，不能只看谁口号喊得响、表态说得多，而要看谁真正解决了问题、推动了发展。只有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事实和效果作为判断依据，才能使政绩评价更加客观、可靠。

 

 

四、历史检验

历史检验是邓小平政绩观的重要评价尺度。邓小平强调，判断一项政策或一项工作的成效，不能只看眼前表现，更要着眼于长远效果。他坚定支持和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香港回归问题的成功解决，正是这种历史尺度的生动体现。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指明了方向。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并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高度自治。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妥善解决了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也为国家发展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邓小平看来，真正的政绩不仅要看一时一地的成绩，更要看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政绩评价不能停留在短期利益和表面成效上，必须更加注重制度的稳定性和政策的持续性。

五、空谈误国

反对形式主义是邓小平政绩观的重要作风保障。邓小平始终警惕形式主义对各项工作的侵蚀，认为空话连篇、脱离实际，不仅会降低行政效率，还会扭曲政绩评价。他明确指出，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强调干部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而不能停留于表面文章。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曾就会风文风问题作过一段非常有针对性的讲话。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这段话直截了当，既点出了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也鲜明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务实作风。

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但开长会、讲套话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也引起干部群众普遍反感。陈云曾直言“开会不要开死人”，胡乔木也曾专门写信，希望邓小平在中央全会上就改变冗长会议和集体办公低效的问题讲一讲。可以说，邓小平关于“开短会、讲短话”的主张，正是针对当时现实问题作出的有力回应。

总体来看，邓小平在会风文风问题上的基本态度非常鲜明，就是重复的话可以讲，但一定要精简；形式主义本身就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更多时间来办实事，坚持多做少说。他曾回忆道：“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在邓小平看来，真正有效的工作是切中要害、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这个论述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少说空话”就是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容易把注意力引向表面热闹和程序堆砌，而忽视实际效果和群众感受，往往是用会议贯彻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既浪费时间，也无法产出实绩实效。邓小平反复强调会风文风要精简，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干部从无效事务中解放出来，大家讲实话、干实事、求实效，将精力真正投入到落实和解决问题上来。只有这样，政绩评价才能建立在真实、可靠、经得起检验的基础之上。

六、战略眼光

以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为目标，是邓小平政绩观的长远追求。他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着眼于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又统筹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邓小平长于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在南方谈话中，他点名“傻子瓜子”，保护了民营企业；登黄山时强调“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带活了全国旅游业的发展。他善于科学谋划国家的长远发展布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速度与效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追求经济增长，又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了政绩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他提出“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教育，不断夯实国家长远发展基础。他所追求的政绩，是惠及子孙后代、支撑民族复兴的千秋功业，体现了对历史、人民和国家的高度负责精神。

邓小平的政绩观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贴近人民需求，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人民性、务实性、辩证性和战略性。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并继承邓小平政绩观，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确立为民、务实、科学、长远的政治导向，也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防止形式主义和短期行为，为实现新时代的目标任务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介绍

朱虹，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江西省委原常委、江西省政府原副省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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