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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孕育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沃土，传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升华于习近平同志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为民服务的实践淬炼。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牢固树立并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面对金融这项关系经济社会全局、变量纷繁复杂的工作，探索走出了服务实体、普惠为民、长短兼顾、安全稳健的金融发展路子。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中展现的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坚强党性、务实作风和深厚人民情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回顾过往，体悟习近平同志的所言所行，对于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的思路与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追求
金融事关经济发展效益与群众切身福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正值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浙江作为经济大省、金融改革先行省份，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攻坚任务和复杂考验。习近平同志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立足浙江实际，围绕实施“八八战略”谋划推进金融工作，一以贯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远见，彰显着打基础利长远的历史担当，身体力行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追求。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重要课题，与时俱进落实管党治党各项要求，持之以恒抓实党的建设工作，明确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
到浙江工作不久，习近平同志就部署建立健全相应制度。浙江经过深入调研，参照中央相关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于2003年正式组建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当年4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此后建立常态化运行机制，基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浙江全省重大经济政策、发展决策、财政金融工作、重点项目等事项，由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审定。该制度设计从体制层面夯实浙江省委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也为浙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始终以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根本指引，结合浙江实际谋划金融工作，把党中央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浙江实际结合起来，把金融系统的积极性同地方党委政府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推进金融改革发展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2004年，部分行业领域出现投资过热、贷款增长过快等问题苗头，任其发展将影响经济健康运行。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部署，主要包括严把土地审批和信贷审批两个闸门。浙江中小企业数量多、投资活跃，如果政策收紧，各项经济指标可能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基层干部和企业有一定畏难情绪和“变通”想法。对此，习近平同志反复要求各地深刻领悟、坚决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200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要求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一系列重要举措，切实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浙江省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精神，通过实施结构性信贷政策扭转了部分行业投资过热、过剩态势，同时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积极支持优势企业和重点扶持产业，加力保障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2004年，虽然浙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上年的38.9%降至20.2%，但发展更加平衡、更有质量、更富效益。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不贪恋短期增速的魄力、主动转型的勇气、科学决策的清醒、着眼长远的格局，是正确政绩观在复杂经济形势下的生动实践。
适配实体经济需要推动金融开放，实现局部与全局的协调统一和协同发展。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温州乐清调研德力西集团时，针对企业负责人反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想出去的，但是非常有顾虑，是不是当地政府会有想法、有看法”的情况，当场表示“省委、省政府支持你们‘走出去’，不仅要去抢占全国市场，还要去抢占国际市场”。2004年8月，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了发展“地瓜经济”的理论，生动阐释了其辩证逻辑：“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接轨上海、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省外、国外建设我们的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观其成。”
在金融领域，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浙江省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合作。在他的倡议下，2005年12月，首次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明确将金融一体化列为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浙江省的各类金融机构与上海的银行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建立战略合作，引入联合授信、银团贷款、上市辅导、外汇结算等服务；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推行“总部授信、跨区用信、统一风控、闭环结算”融资模式，依托大型企业集团信用资质，为其长三角的上下游配套企业提供批量授信、订单融资、应收账款保理、票据贴现等一体化金融服务，为浙江企业“藤蔓”向外延伸、做大产业规模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立足一域、谋划全局，收获的是一地提质、全局共进。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总部数量、民营上市公司数量长期居于全国前列，仅新昌一个县就拥有15家上市公司总部，这很大程度上因为政府乐见企业像“藤蔓”一样走向全球布局、开拓市场，开放包容的思想稳稳留住了大批上市公司的“心”。这些举措不仅筑牢了浙江实体经济根基，也促进浙江企业与更大范围地区企业的良性互动，新昌县15家上市公司形成长三角产业配套重要节点、全国细分赛道国产替代主力军，是县域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反哺全国的经典样板。
在积极推动“走出去”的同时，习近平同志也高度重视“引进来”。在他的推动下，2004年后，一些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相继落户浙江，成为浙江坚持高水平“引进来”的标志性成果。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不仅直接提供了跨境结算、贸易融资及全球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更为浙江本土企业“走出去”搭建了通往全球市场的金融桥梁，有效降低了参与国际竞争的金融摩擦成本。内外资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厚植了浙江与全国、全球往来的金融沃土，让“地瓜块茎”在开放的环境中根基扎得更深、更稳。
立足长远补普惠金融短板，营造有温度的金融生态。普惠金融的整体建设周期长、见效慢，却暖民心、利长远。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的《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一文中写道：“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放胆去做，当前不见效、长远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在《“潜绩”与“显绩”》一文中写道：“‘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后人的工作总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有‘显绩’，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
农村金融服务的是万千小农户、小微主体，单笔贷款金额小、风险高、回报慢。相比建大项目、盖高楼、引大资本等短期GDP（地区生产总值）和财税立刻好看的“显绩”，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需要长期深耕，很难在一两年内收获亮眼数据，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潜绩”。2002年前后，国有银行普遍撤并县域、乡镇网点，基层农村、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薄弱。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坚定不移补县域基层金融短板，甘做打基础的工作。2003年，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部署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4年4月，浙江省81家县级金融机构法人入股组建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浙江省农信联社”）。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重视浙江省农信联社改革发展，2005—2006年期间，先后4次作出重要批示，推动解决农民、农业贷款难的问题。截至2025年末，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由浙江省农信联社改制而来）承担了全省近1/4的涉农贷款、近1/2的农户贷款和3/4的农民合作社贷款，存贷款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农信类金融机构第一。习近平同志还高度重视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薄弱问题，在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解决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2004年，“云娜”台风正面袭击浙江，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面对自然灾情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袭扰，习近平同志不仅要求做好赈灾救济，还从制度建设着眼，推动进一步扩展保险覆盖面，努力提高风险管控技术，积极发挥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浙江省第一时间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启动农业保险改革探索。20余年来，这项工作开花结果，走进农村千家万户，成为浙江省现代农业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习近平同志还亲自推动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引浙江率先推开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并逐步实现全省农户全覆盖。这两项金融服务民生的举措，在2007年多家省级媒体联合开展的大众评议中，入选浙江省“人民政府最让人民满意的二十件实事”。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系统性变革赋能高质量发展。2005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专题学习会上强调：“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先发地区必然遭遇先发问题，某些方面走在前列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必须具有探路者直面荆棘的勇气，正视矛盾和问题，不使‘癣疥之忧’变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问题影响发展全局，不让绊脚之石阻挡前进步伐”。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赴义乌调研，对义乌的快速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了解甚深。比如，在金融领域，受行政级别限制，银行业金融机构难以在义乌设立分行；义乌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审批额度上限仅200万元，大额贷款需层层上报审批；外汇管理权限小，跨境结算、外商投资等业务办理繁琐，便利化程度不高；等等。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果断推动权限下放改革。2006年11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批下放472项管理权限，涵盖经济发展、外贸与涉外、城乡建设与资源、社会事务等，金融也是一大突破。例如，下放金融机构设立初审权限，允许义乌直接向省级金融监管部门报批设立金融分支机构；允许银行在义乌的支行获得分行授信审批权限；下放企业跨境投资、外国人外汇结售汇等多项地市级的权限，实现“外汇业务义乌办”；等等。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活了义乌“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稳步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产业转型升级，历经改革淬炼的“义乌发展经验”不断沉淀升华，成为全国县域改革破局、金融赋能、兴商建市的示范标杆。
温州是习近平同志推进金融改革的一处缩影。温州的优势是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是地方活力所在。金融服务体系不能简单套用服务大城市大型企业的一套机制，必须贴合民营小微企业轻资产、规模小、经营灵活的实际。习近平同志要求温州继续研究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快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科技创新缺乏技术支撑和企业发展融资难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关于金融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日后国家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确立了根本方向和实践范式，也全面激活了浙江全省金融改革的内生动力。继温州获批全国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后，义乌获批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台州获批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湖州、衢州获批全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宁波获批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丽水获批全国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杭州、嘉兴获批国家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浙江成为国家级区域金融改革项目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探索形成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是经济和金融正常运行的根基。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推进的“信用浙江”建设是丰富制度供给的典型案例。“信用浙江”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全域信用发展战略，瞄准的是民营小微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市场失信成本偏低、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夯实。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浙江一锤接着一锤敲，花数年功夫打破部门壁垒、归集分散在几十个部门的政务数据、统一信用标准、建设全省公共信用平台，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为浙江此后20余年民营经济领跑、普惠金融领先、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筑牢了坚实制度基石。
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护航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金融是经济的综合反映。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浙江省金融系统时明确要求对潜在金融风险要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浙江将“金融安全”纳入省级安全体系，明确了重点防范金融风险、企业债务风险、信用风险，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市场经济秩序等任务，并建立了配套的考核机制。自此，浙江省各级领导干部用推进经济发展的力度管风险，按月监测、“一把手”主抓、硬考核挂钩，形成了定期报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两张报表”（经济报表+平安报表）机制，从制度上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04年末，浙江省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降至2.69%，较年初下降1.92个百分点，大幅低于全国主要商业银行13.2%的不良贷款率。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地区金融体系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浙江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小，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和涉众金融风险事件，保持了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
杭州钢铁集团（以下简称“杭钢”）重组是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的一个鲜活样本。本世纪初，杭钢遇到暂时经营困难，面临信贷资金坏账风险，由于企业体量不小，有一定区域金融风险隐患。在杭钢转型、重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鼓励杭钢走多元化投资的道路。在他的指导下，杭钢放弃大榭钢铁厂项目，走与民营企业宁波建龙联合重组的路子。为了促成杭钢的顺利重组，习近平同志曾先后3次向时任中央领导汇报，说明了情况，讲清楚了重组的战略意义。杭钢的重组有效阻断了企业债务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的路径，是盘活存量、在发展中化险的经典案例。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的思路与实践，深刻诠释了金融工作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的点滴历程里，坚持的是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放心不下的是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时刻惦记的是广大经营主体的发展难题，心里装的是全省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贯穿其中的是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底色，充分彰显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浙江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自觉，生动展现了以党性立身做事、以大局观校准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以坚强党性校准方向，把立党为公落实到金融工作具体行动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领导金融工作的一系列实践，背后都闪耀着坚强党性的光辉。他坚决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以公心摆正发展定位，摒弃地方本位主义；面对难啃的改革硬骨头、遗留的高风险机构，不退缩、不推诿，为公利破解体制掣肘，筑牢农村金融根基；着眼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计短期业务收益，把民生保障摆在首位。这深刻启示我们，只有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才能跳出局部利益、个人得失。要始终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脚踏实地创造出符合党中央要求、顺应人民期盼、经得起时代检验的过硬政绩。
以人民利益标尺定准，把为民造福体现在金融服务实效上。正确政绩观必须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金融政绩不是账面数字、规模排名，而是要真正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共同富裕。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一以贯之关心金融如何更好扶贫扶弱，不拼规模名次、不盲目照搬西方金融模式。他推动农信社扎根县域，为浙江民营经济、县域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撑。这些工作短期看似“慢”，实则是以长期主义稳盘固基、以金融担当谋共同富裕，体现的是他内心深处枝叶关情的人民情怀。这深刻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其政治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要坚决摒弃功利化倾向和金融特殊论、例外论，祛除脱实向虚、嫌贫爱富、逐利忘义的顽瘴痼疾，把人民满意度、实体获得感、民生保障度作为核心评价标准。
以调查研究为谋事创业之基，把科学决策运用于金融施策解难中。正确政绩观离不开科学方法论。金融形势变化快，“拍脑袋”决策、“想当然”规划，必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调研开局、调研问路，用大量时间走基层、看现场，在到任浙江的118天里跑遍11个市、25个县（市、区）。2003年被浙江省委确定为“转变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习近平同志率先垂范，亲自到农信社、城商行、小微企业、田间地头摸实情，精准把握了浙江金融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找准了农信体制不畅、小微融资难等突出矛盾。比如，面对义乌“小城市、大经济”的体制束缚，实事求是把授信、外汇、机构设立等金融权限下放，破解“成长中的烦恼”；面对农信领域历史包袱，没有照搬他省改制路径，而是立足浙江县域经济特点走特色之路。这深刻启示我们，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才能破除主观臆断、本本主义和照搬套用的思维惯性。必须始终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让各项政绩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的三重检验。
以务实作风狠抓落地执行，把真抓实干贯穿金融改革发展全过程。正确政绩观贯穿知行合一的工作理念。金融工作链条长、服务对象多、风险隐患滞后，很多工作绝非一蹴而就之举，必须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对各项金融领域改革工作全程跟进、久久为功。针对农信领域改革，他不止步于会议部署和制度发文，两年内4次批示常态化跟踪问效。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通过建制度的方式将风险排查、协同处置等责任落实到位，以具体化、精准化的实干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这深刻启示我们，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任何工作的真政绩，从来不是报表上的亮丽数据、台账里的完善方案，而是实体受益的质感、民生保障的温度和风险防控的底气。要传承发扬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坚决摒弃重部署轻落实、重形式轻质效等问题，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态度让各项工作扎下根去。
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把统筹兼顾融入金融工作基因里。正确政绩观内嵌系统观念，蕴含唯物辩证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谋划金融改革发展，坚持跳出金融看金融、立足全局抓金融，以整体性视野破解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自觉对标党中央政策导向，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坚持统筹改革创新与安全底线，既尊重地方发展实际，赋予基层金融改革探索空间，优化义乌等外向型经济金融服务机制，又不忽视金融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构建多层次风险防控处置体系，做到放活发展与守牢安全底线一体推进；从制度建设入手解决现实问题，不搞单打式推进，以打造“信用浙江”从底层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从长远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这深刻启示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能偏执一端、片面取舍，需要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统筹治理全局，在多重目标中求取动态平衡，让系统观念、辩证思维成为谋划、推进、检验金融工作的内在遵循，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传承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实践优良作风，以正确政绩观指引金融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谋划推进金融工作的实践，为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了榜样、作出了示范。我们要系统深学、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金融工作的行动指南。
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政治性统领金融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不断健全各级党委统筹金融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党中央金融决策落地见效。持续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监管协同，深化央地监管协同机制，凝聚金融治理整体合力。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把为民造福、服务实体、改革创新、风险防控的成效作为评价金融工作的核心标尺，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恪守金融为民初心，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更惠民生。为民造福是金融工作最大政绩，一切金融政策设计、资源投放都要站稳人民立场。灵活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持续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依托结构性工具精准支持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和新市民以及灵活就业群体发展。畅通货币政策全链条传导机制，通过规范负债管理、透明贷款定价、完善成本公示等制度安排，切实增强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扩容普惠金融供给，围绕养老、医疗等民生需求创新适配金融产品，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长效机制，让金融发展红利公平惠及千家万户。
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职，让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更具实效。要统筹显绩与潜绩、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围绕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搭建股债联动融资通道，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兼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从严整治资本市场违法乱象，涵养长期价值投资生态，培育耐心资本。完善公共信用平台建设，强化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健全中小微企业增信制度。用好重点产业常态化项目推荐机制，发挥政银企合力，有效将金融活水引向有需要、有前景的经营主体。
坚持守正创新深化改革，让金融发展行稳致远更显韧性。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规范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摒弃逐利化、投机化倾向。加快金融领域法治建设，以制度刚性约束各类“伪创新”“乱创新”。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结构、质量、效率上精准匹配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稳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坚持开放节奏与监管能力相适配、开放程度与风险防控水平相匹配，提升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健全新设金融产品管理及创新纠错规制体系，将风险防控贯穿金融制度政策设计全过程。坚持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紧扣时代方位与地域特色稳妥推进金融创新，严防借创新名义规避监管的行为。
树牢安全底线思维，让金融风险防控保障更加有力。要破除重发展轻风险防控的片面发展思维，全面落实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推动风险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防控。持续发挥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坚决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曝光违法主体，形成强力震慑，坚决守好老百姓“钱袋子”。厚植稳健审慎、依法合规的金融文化，对违法违规诱发风险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紧盯国际宏观形势、地缘政治局势和金融市场波动等外部变量，健全常态化监测、动态研判和趋势预警机制，持续筑牢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防控屏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联合调研）
《人民日报》（2026年07月17日 第 09 版）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