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年,巴金先生发出创立现代文学馆的倡议之后,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揭幕。如今在不断发展完善的道路上,走过了4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中国文学尊严的展示,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在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摧残之后,重振旗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入社会主义文学的新阶段。
巴金主席的倡议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基于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成就的热切肯定,基于对无数作家前仆后继、感时忧国、呕心沥血、奉献辛劳的深情,基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抚今追昔,4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越发感佩巴金主席这一倡议的伟大,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存在,有了广大作家们及其家属们的鼎力相助,我们有了较为集中的、弥足珍贵的大批作家手稿馆藏,有了唐弢文库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文库。我们既有深藏作家传奇故事的藏品,比如今天展览上看到的朱自清先生的衣箱,还有王松声先生精心保存的闻一多先生改编《九歌》的手稿。我曾经采访过王松声先生,他当年是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组织的戏剧社的成员。当时闻一多创作了《九歌》以后,把那稿子交给他,他是在成都闻知先生遇刺牺牲的。这时候他赶紧走关系搭国民党的军车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份手稿送到荣宝斋装裱出来,珍藏着。在“文化大革命”中,王松声把手稿藏在北京文联的图书室内,没想到十年以后,“文革”结束后,他居然还能找了回来,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馆里深藏着作家传奇故事的藏品很多,比如杨沫先生去世之前,我去北医三院看她,她说第一希望把《青春之歌》改成电视连续剧,第二希望把版权捐给现代文学馆。杨沫去世以后,她的家属实现了她的遗愿。我今天更是高兴地看到,我们文学馆没有把《青春之歌》陆续得到的版权费乱花,文学馆设立青年作家创作基金,用以扶持生活有困难的青年作家。由此我感到,文学馆的工作,体现了我们对广大作家的深情和文学精神的传承。
我们馆不仅有大陆作家的捐赠,也得到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乃至台湾地区作家的支持。比如我们就有柏杨、陈映真等重要作家的捐赠。我不便一一讲这些藏品故事,但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今的文学馆不仅发挥着藏品库、资料库的作用,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以我粗浅所知,我们馆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文学馆自主编辑或合作编纂的出版物,以及不断发布的学术动态和研究信息,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文学馆一直持续的特聘研究员制度,大大增强了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联系。最近,中国作协在文学馆举办的“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第一期活动,使我闻之心暖。每逢听到这些消息,我都会觉得文学馆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的领导下,工作切切实实朝着巴金主席以及广大作家的初衷和梦想在努力。作为一个曾经在文学馆工作过的老同志,我为中国作协特别是文学馆各位同志的工作感到欣喜和感动。比如我今天见到陈映真先生的夫人陈丽娜女士,她就告诉我,她把陈映真的书籍捐赠给文学馆的时候,文学馆征集室的同志们不殚辛劳,登门一一记录造册。丽娜女士事后告诉我,造册完成,她难免有一些失落,心想这些书都拉走之后,她房子就空了。正想着的时候,征集室的同志就说了,“陈老师,我们先不拉走,我们先登记而已,这些书可以一直陪伴您,等到您觉得合适的时候,我们再来取走”。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体现的这种暖意,使我倍感欣慰。正如刚才宏森主席所说,以人为本,服务于作家的暖意,通过文学馆的工作体现出来,也将是我们文学馆持续发展的更大的动力。
2005年5月17日,巴金先生逝世,时任馆长的我代表文学馆,也代表中国作协前往上海参加吊唁活动。几天以后,我随船前往东海,陪伴巴金先生的亲属,实现了先生的遗愿,把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女士的骨灰撒入大海。船舷外的波涛滚滚而去,我们把无数玫瑰花瓣洒向骨灰消失的方向。看着玫瑰花瓣随波追逐,感觉这真是这位伟大的前辈一生的写照。就在那条船上,仪式结束之后,我找到小林,问可否把巴金先生和萧珊女士的骨灰盒拿回文学馆来珍藏。我很感谢小林满足了我们文学馆人的心愿。随后小林、小棠还把巴金先生生前的衣物也捐到我们文学馆收藏。如今,想起东海波涛之上翻滚的玫瑰花瓣,我想巴金先生应该感到欣慰。中国现代文学馆遵照巴金先生的愿望,不断地努力着,使现代文学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洪流中最为璀璨的地标。
(作者为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
(《人民周刊》202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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