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亲仁善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亲仁善邻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中积累和发展的对外交往观念，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观高度契合，也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相一致。这一传统价值理想经由“两个结合”，形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思想新形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价值。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应充分理解亲仁善邻的思想内涵，把握亲仁善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性，总结中国共产党对亲仁善邻的认识与实践，继续弘扬践行亲仁善邻的精神理念，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亲仁善邻的思想内涵

“亲仁善邻”一词最早出自春秋时期的《左传·隐公六年》中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一般理解为亲近仁义，友好邻邦。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睦邻思想由来已久，在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中就有“睦乃四邻”“以和兄弟”的说法。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方国开始寻求扩大势力范围，导致战争频发和社会动荡。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一批伟大的思想家，纷纷倡导亲仁善邻。虽然亲仁善邻思想并不总能被当时的君王所遵循，但这个原则却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亲仁善邻思想蕴含了人们对和平世界的朴素向往。亲仁善邻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这样一个战乱纷争、礼崩乐坏、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其启示是，越是在动荡时代，人们越是渴望和平，越是希望重建秩序；而秩序的重建就要以相应的仁义原则作为价值基石和思想指引。中国自古就有“睦乃四邻”“守望相助”的说法，以及“礼”“德”“仁”“敬”等关乎秩序的原则，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不仅仍能感受到当时人们对建立理想道德秩序的渴望和追求，更能从亲仁善邻思想中汲取对外交往的传统智慧，观照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中华文化的价值土壤使亲仁善邻长期存续得以可能。亲仁善邻之所以能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价值基石。中国古典思想和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的学问”和“人间的秩序”的建构，其核心是追问何为“善”的伦理学。传统中国素有“儒教之国”“礼仪之邦”的称谓与形象，这与以“求善”为鹄的成德之学不无关系。亲仁善邻思想首先强调人际关系中应当体现“仁爱”精神的道德规范，进而为“和合”的国家间关系奠定基础。在亲仁善邻的传统外交理念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好、开放包容”“贵信重义、合作共赢”等思想特质都是“德性之知”。它们共同指向中华文化对和谐关系之“善”的价值旨归，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和平的文明本性。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亲仁善邻的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是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二者诸多融通契合之处基础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亲仁善邻思想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在于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内在的共通性。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与亲仁善邻思想的和合文化相契合。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国际关系的演进是一种规律性的运动，集中表现在以权力为中心的矛盾斗争和相互协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只看到事物的矛盾对立而看不到事物和谐依存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矛盾斗争论”与亲仁善邻思想中的“和合”文化相互契合。“和”并不意味着“同”，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承认差异性的存在。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始终蕴含着“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即在肯定矛盾存在的前提下尊重差异性，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有序、和谐、均衡、兼容的统一性，最终以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为美好憧憬。这与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矛盾事物既相互对立斗争，却又在一定条件下彼此联系和相互转化是内在契合的。

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和平观与亲仁善邻思想的冲突化解思路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认为，战争依据其根本阶级性质、政治目的和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可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马克思主义充分认识到战争与和平同革命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明确战争与和平是阶级社会中两条合乎规律的表现形式，贯穿于阶级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另一方面提出利用和平准备革命，通过革命去制止战争。中华民族作为热爱和平的民族，同样一贯辩证看待战争问题。《司马法》首篇所强调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既反对好战，不能无限制地进行；又反对忘战，不可麻痹大意，辩证分析了慎战与备战的关系。同时，古代兵家对战争性质已有区分，反对“无义”，支持“有义”，“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从中国古代的“以战止战”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战争论，都体现了应对冲突化解的共同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团结主张与亲仁善邻思想的交往准则相契合。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剥削和压迫的国际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相继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国际团结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所注重的守望相助有着内在逻辑的融通之处。一方面，守望相助强调处于弱势的主体在防御外来侵害和共同应对困难时的团结协作，这与马克思主义关照被剥削压迫的体制性弱者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守望相助强调在共同的目标或挑战面前，应暂时搁置分歧，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威胁的重要性，如《小雅·常棣》所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传统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既承认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存在民族差异，又主张超越民族性，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事业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亲仁善邻思想的终极追求相契合。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崇高信仰和亲仁善邻对大同世界的终极想象，使二者在认识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上互相契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中关于共同体的内涵特征和形成路径的理解与想象，与中华文化中对“天下一家”的构想是一致的。亲仁善邻倡导通过邻邦间友好交往，打破邦国之间的封闭状态，构建“天下一家”的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共同体的想象遥相呼应。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交互交往的理论与亲仁善邻思想中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双重意涵高度契合。不同民族在生产交往的过程中进行文化的交换、利用和融合，吸收不同文明的优点，进而可以超越自身文化局限性，同时推动世界文明的形成。研究亲仁善邻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过程，发现本身就有关于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双重意涵，中华民族也得以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

三、中国共产党对亲仁善邻的认识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亲仁善邻思想，结合时代特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概念，主张冷战背景下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守望相助、彼此扶持。1953年，中国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而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准则。随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引申和发展为十项原则，成为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宣布自己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克服自身困难积极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经济发展，展现睦邻友好、雪中送炭的国际道义精神。在国际关系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中国依然坚守以和为贵的对外交往品质，既维护国家利益，保证自身在外交关系中的独立地位，又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为国家外交拓展更灵活的政策空间。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同世界各国交往中不断发展出带有鲜明中国标识的外交思想。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同时开展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洞悉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主张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扩大外交伙伴关系；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世纪以后国际形势发生的广泛而深刻变化，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重要理念和主张。中国开拓新型大国外交之路的过程，正是探索亲仁善邻传统交往理念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过程。历史反复印证，亲仁善邻是促进国家发展、彰显大国风范的宝贵财富。中国的发展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也证明了这种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实践的外交策略的有效性。

四、新时代新征程继续践行亲仁善邻

进入新时代，围绕亲仁善邻这一传统理念的时代转型，中国在外交领域生成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主张、新实践，系统呈现亲仁善邻思想的多维向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架构，鲜明展现中国倡导的国际交往原则中命运与共、包容互鉴、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构成了亲仁善邻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目标向度，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目标。“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从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利益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的思想精髓。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内容向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重要依托。“三大全球倡议”是亲仁善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结合、体用贯通的集中体现。全球发展倡议是救助贫弱、与邻为善的交往之道和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交互理论的结合成果，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当下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是基于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强烈愿景所提出的，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不可分割的全球安全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是和而不同的交往准则与马克思主义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契合体现，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实现良性互动。

在过程向度，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创造条件。所谓新型国际关系，就是树立起有别于传统的零和博弈、主张合作共赢的新思维，并以此为原则指导处理国家间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在方法向度，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就是主张全球事务要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要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要由大家一起分享，让各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扩大新兴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民主、包容的世界秩序。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和治理成果指明了方向。

在结果向度，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是对中国与世界实现开放共赢的顶层设计，也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国际公共产品。它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推进共建国家和地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开辟共同发展、共赢发展、共享发展之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国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作者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人民周刊》2025年第12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