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讲信修睦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论及“两个结合”，特别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充分论述。讲信修睦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读懂讲信修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推进“第二个结合”。

一、讲信修睦的思想渊源与古代实践

“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原文借孔子之言描绘了儒家“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据《说文解字》，“信，诚也。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睦，目顺也”，“一曰敬和也”。从字义上看，“信”与“诚”有互文的关系，“讲信”意指一个人说话诚实无伪，能够获得他者的信任；“修睦”则是对一种彼此尊重友爱、和睦共处关系的提倡与追求。从语义逻辑上看，“讲信”可理解为一种方式、手段或途径，“修睦”则更倾向于表达对一种理想关系的意愿，是方法与目标的关系。

梳理讲信修睦思想的发展过程，由文字考释可知，“信”与个人言行及信任关系有关，最初是一种维持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道德规范。先秦已有“讲信”的文化传统，如“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所描写的祭祀之虔信；“彰信兆民”所描述的君主之惇信；“尔无不信，朕不食言”所描绘的誓师之重信等。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社会混乱，为解决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许多优秀的思想家各抒己见，形成儒、道、墨、法等诸多学派，讲信修睦思想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建立并渐成体系，形成“恭敬忠信”“信合乎义”“至诚如神”“‘信’入五伦”“精诚动人”“言合于意、言行合一”“以法促信、以信治国”等观点。秦汉以降，各个朝代的思想家在先秦诸子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进一步促进讲信修睦思想的发展与巩固。如西汉时，董仲舒将“信”纳入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宋明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家将诚信从伦理道德规范凝练提升至思辨哲学的高度。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以义导利、义利和合，为清代经济诚信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至明清时期，讲信修睦思想已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日常化、实用化的倾向也越发明显。

讲信修睦思想内涵丰富，其基本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诚信的本质在于遵循自然、真实无妄。如《大学》认为，“诚意”的关键在于“毋自欺”“自谦”和“慎独”，即要自我真诚、不自欺，并在人前人后保持一致。墨子认为“信”即“言合于意”，着眼于言论的真实性，同时主张言行合一，批判空口妄言的“荡口”行径。《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认为“诚”乃上天运行的法则，等同于“天道”。道家追求的“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也强调顺应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

其次，诚信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基础。孔子认为立信是立人的前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礼记》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忠信之人，可以学礼”，仁义道德必须通过礼的推行来完成教化，而忠信则是学习礼仪的基本条件。朱熹注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指出忠信作为习礼的根本，就好比绘画之前必须准备好上色的素地一般。

再次，诚信是建立和巩固社会关系的根本途径。孔子认为，诚信是人际交往最好的通行证，“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在孟子提出的“五伦”中，唯“朋友有信”属于与家庭以外人员往来的道德规范，其面向的社会范围更为广泛，也在侧面体现出诚信是社会道德基石的性质。荀子、管子、韩非子等人还论述了诚信在构筑不同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如朋辈之间，“忠信者，交之庆也”；社会百业之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君臣君民之间，“上端诚则下愿悫”，“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执法遵法之间，“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外交结盟之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等等。总而言之，诚信是建立社会关系的第一块“试金石”，也是通达四方的行事准则之一，正如苏辙在《论语拾遗》中所说：“金石之坚，天地之远，苟有诚信，无所不通。”

此外，践信要以合乎义理为前提。虽然言行合一、践信守信是讲信修睦的基本要求，但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信”之上还有“义”，个人修养最终指向的是家国天下。因此，不可一味执着于个人践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只有符合道义的约信才可践行；“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德行高尚之人，所言所行不必拘泥于守信践诺，而是合乎大义。

讲信修睦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在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典故乃至流传甚广的口传叙事中，都内含对讲信修睦思想的主张与践行。如季札挂剑、查道挂钱、宋濂还书、李勉埋金等故事中体现的“以信立身”；晏婴拒婚、曾子杀猪、陈谏议教子等故事中体现的“以信齐家”；晏殊不隐、虞孚售漆、詹谷十年还店、胡雪岩戒欺等故事中体现的“以信建业”；燕昭王以诚纳士、桐叶封弟、晋文公守信得原卫、齐桓公信于仇寇、商鞅立木建信等故事中体现的“以信治国”。有史以来，讲信修睦已深镌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其身体力行的诠释与实践，实际上也是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及传统处世智慧的形成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诚信观与讲信修睦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的中国化过程。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不能割裂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将中国历史文化融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诚信观与讲信修睦的内在契合之处。

一是马克思主义诚信世界观与讲信修睦思想的契合性。

就认识世界的基本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列宁所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大学》提出“天道至诚”，将“诚”视为万物运行的本质规律，朱熹说“诚”是自然方面的真实，“信”是为人方面的真实，将求真务实的精神融入自然与人伦的主客观世界之中。可见，讲信修睦对真实无妄、言行合一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诚信世界观是一致的。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诚信观与讲信修睦思想的契合性。

一方面，二者设想的诚信理想社会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消灭阶级对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才能够免于受到利益影响，实现自然纯粹的诚信关系。因而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与最终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下诚信的最高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高度契合，在道家所描述的“至德之世”中，“民如野鹿……当而不知以为信”，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另一方面，二者都体现了取信于民的政务诚信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创建者，列宁结合实践形成了坚持人民立场、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完善政府机关的队伍建设等政务诚信观。政务诚信也是讲信修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荀子的民本思想，管子、韩非子等对政务诚信还有更为详细的运用和总结，包括为君立信、为臣忠信、赏信罚必、外交结信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务诚信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平等、服务大众的“公仆”与人民的全新关系。

三是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诚信观与讲信修睦思想的契合性。

列宁十分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道德教育，指出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行“真实教育法”。讲信修睦也强调教育感化和知行合一。如《中庸》认为，“至诚”的境界是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达到的，最后落实于实践，要“笃行之”。在具体的道德修养上，列宁非常注重共产党人忠诚不欺的品格，强调队伍的纯洁性与纪律性。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建业之信、治国之信等理念中均有体现，如管子认为为臣应“忠信不党”，为官应“信于民”。

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诚信观与讲信修睦思想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的信用经济理论指出，信用关系是规范市场经济的一种伦理制度，它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关系都纳入这种伦理契约当中。中国自古便十分重视商业诚信，讲究“公平交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明清不少商帮还将“以诚为利”作为从商守则。相较之下，讲信修睦侧重于通过营造“诚信为本”的道德风尚来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马克思主义经济诚信观侧重于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信用制度，来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这也启发我国以诚信建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德法兼治的方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对讲信修睦的传承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讲信修睦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运用至革命、建设、改革等具体实践中，实现对讲信修睦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以下理论经验。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首先体现在如实对待客观事物，探索其内在的联系与规律。毛泽东曾阐释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诚信世界观方面的贯彻与运用，也与讲信修睦强调顺应宇宙发展的自然规律有契合之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真诚、信实世界观的体现。

二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与建党初心，另一方面则基于治国务必取信于民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是对古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转化与超越，落实在实践中，一方面通过严明纪律、信守承诺逐步建信于民，另一方面强调为百姓谋取切实的利益。从土地革命到脱贫攻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为民谋利中获信于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务诚信观和“以信治国”的吸收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中积累的基本经验。

三是坚持忠诚老实的革命品质。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忠诚老实、求真务实、廉洁守纪等革命品格的要求，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延伸，在内涵上则融合了马克思主义诚信世界观、政务诚信观，以及讲信修睦思想中的“忠信笃敬”“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等观点。

四是坚持德法兼治的社会诚信建设。针对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暴露的个别失信问题，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诚信建设的重视，不仅在经济领域，更在整个社会范围，从“制度”与“道德”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推进公民的诚信建设工作。在法治精神的融入及法治思维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道德要求、政策引导阶段，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阶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诚信观的吸收与借鉴，也是对“以法促信”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五是坚持平等互信的外交理念。在对外交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各民族国家独立统一的前提下发展国际合作关系。讲信修睦思想中也蕴含丰富的对外交往理念，如“结之以信”“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等。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性地将讲信修睦运用于外交理念，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等一系列思想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这一理念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为各国人民走向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共享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人民周刊》2025年第12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