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应对世界大变局

2025年9月13日，第九届财经发展论坛圆桌论坛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第三场圆桌论坛主题为贸易政策，论坛由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研究中心主任刘蓉主持。近年来，全球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这场论坛从贸易政策角度探索扩大内需、应对挑战的路径。五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为贸易政策的未来方向提供了宝贵思路。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段玉婉教授强调，当前全球供应链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效率优先的逻辑已被韧性与效率平衡的理念取代，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区域贸易协定深化、本地化需求崛起，价值链进入深度重构阶段。尽管今年8月贸易数据出现回落，但从整体来看，今年1—8月中国外贸仍实现同比增长3.5%，展现出较强韧性。具体而言，中美贸易量显著下降，但中国与非美国家合作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东盟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外贸对单一市场依赖度降低，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在贸易结构方面，她指出，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产业成为外贸增长新动能。对于未来贸易政策走向，她提出，一是坚持联合非美经济体，抵制单边主义，进一步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尤其要依托RCEP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与东盟及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延伸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中间品出口份额；二是促进内外贸一体化，通过优化内外贸标准认证体系、加强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物流网络优化、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等举措，降低企业内外贸转换成本，实现内外需协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刘诚研究员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与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关联领域。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能够带动一系列产业发展，进而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但从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需要诸多条件支撑。从历史经验来看，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决定了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现代化水平，当前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生产率的提升。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体系方面，他表示，依据技术产业范式转换规律，人工智能将首先形成智能技术产业化的核心产业链，进而赋能其他产业，其中制造业将是重要受益领域，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将显著推动制造环节的改进。同时，他强调，实现科技革命向产业革命的转化，需要数据要素的支撑、设备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市场化的推广以及相关规则的完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志阔教授对比分析了2018年以来两轮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的不同影响。上一轮中，美国主要针对中国加征关税，促使大量中国产品经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加工后再出口，同时伴随着中国企业出海布局。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带动了本土供应商完成了第一轮全球化扩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对越南出口与越南对美国出口几乎同步大幅上升。而在新一轮中，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普遍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出口显著下降，但整体出口额逆势上扬，显示出较强的韧性。刘志阔指出，本轮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高端装备和机械等产品，且更多是为了支持海外生产基地建设。当前中国产能正加速向海外转移，不同于以往的是，近年来企业出海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输出的多是中国最先进的产能和生产环节。然而，这一进程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出口增长带来的外汇未能大规模兑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实际汇率因此持续走弱。同时，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中形成了大量海外资产，但相关信息不易掌握，对国际税收征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张莉教授分享了传统产业应对贸易政策冲击的实践经验。她以广州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介绍了“小单快反”模式如何帮助传统产业应对市场变化。该模式依托数字技术精准捕捉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通过柔性供应链实现快速响应，极大地减少了服装库存，提升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她表示，这种模式不仅利用了现有产业的集聚基础，还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契机，通过需求引导、生产环节标准化、技术培训等重塑产业链，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此外，受贸易政策、成本上升影响，部分纺织服装产业和从业人员从广东转移至湖北，依托电商平台、产业园区和物流网络，实现了国内销售与跨境电商销售的同步发展，还带动了当地就业和人口出生率的提升。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朱林可副教授聚焦稳定外需，提出构建中国主导的分布式、高度灵活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建议。他认为，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但全球贸易生产网络具有自发调整的灵活性，能够通过改变原产地等方式规避贸易冲击。当前全球贸易战范围扩大，原有WTO框架下的非歧视性贸易规则受到挑战，全球贸易生产网络需进一步提升调整灵活性。为构建灵活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他提出具体措施：一是推动中国产能、物流、仓储、销售渠道及跨境电商平台的全球分布式布局，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选择稳定的投资目的地；二是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尚不匹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三是发挥跨境电商平台直达全球消费者的优势，提升出口目的国调整的灵活性；四是重视中小微企业的作用，利用其灵活性应对贸易壁垒，同时加强国家层面与各国签订自由贸易投资协定，为企业出海提供法律制度支持。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刘蓉教授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的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中国参与世贸组织规则谈判的背景。当时世界经济呈现出高度开放与合作的趋势，各国普遍降低关税，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世界被比喻为“地球村”，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然而，近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她提到，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并非单纯针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而是采取“选择性打击”的方式，将重点放在芯片等高技术含量领域。这种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不仅提高了相关产品的关税壁垒，还在实质上形成了对中国高端产业的遏制与封锁。她认为，中国在贸易政策和产业战略上需要更加重视国产替代，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高技术产业领域。只有通过加快自主创新、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才能有效应对外部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带来的挑战。

（《人民周刊》2025年第18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