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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自1999年举办至今，累计吸引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家艺术团体和6.6万余名艺术家参与，直接覆盖中外观众超8000万人次，已成为我国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趟分会场专列——G8981次复兴号列车从上海南站启程，拉开了今年长三角以艺术节为纽带、深化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的大幕。作为国家级艺术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不断增强“服务长三角，辐射全中国”的平台功能，利用资源优势加强区域文化艺术合作交流，打造兄弟省市双向奔赴的“文化样本”。
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贺信精神，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新时代中国文艺百花园气象万千，展现出昂扬自信的时代风貌。
创作者需时刻谨记不能傲慢，得俯下身子，脚踩大地，接地气通民心，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创作有底气。要知道，咱们拍的不仅是文艺作品，更是时代，是民生，是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人间冷暖、生活百态。
10月6日，中国教育电视台“诗意中国·月满孝义”2025中秋朗诵音乐会在千年老城山西孝义璀璨启幕。本场朗诵音乐会以中华民族的月亮文化和家国情怀为主线，分为《序·踏月而来》《举杯邀明月》《月是故乡明》《天涯共此时》和《尾声·但愿人长久》五个篇章。
曲艺这个扎根民间的艺术形式，无需繁复布置，无需复杂舞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皆可演出。抗战岁月，这种“轻、快、活”的艺术特质，使曲艺拥有了抗战“文艺轻骑兵”和“宣传尖刀班”之称。
小丽花合唱团是个少儿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12月，至今已累计对数千名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合唱艺术培训，多次获得全国和国际大奖。从气息训练到声部配合，从咬字发音到情感表达，孩子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感受着合唱艺术的魅力。
2025年9月的长春，一场名为“向北”的音乐风暴，以摇滚的烈度与流行的温度，撕开了中国音乐节版图上固有的南北分野。当音乐穿透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的夜空，这座曾被贴上“文化荒漠”标签的“北国春城”，用一场音乐狂欢宣告：中国音乐节的春天，从来不止有一种温度。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一出由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的大戏首次上演。近千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陈赓将军是被挤在窗台上看完的。演出是那样感人，坐在台下的毛主席也落了泪。这出戏，就是中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白毛女》。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携经典剧目《天鹅湖》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为2025年中国巡演画上完满句号。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舞团在郑州、长沙、南京、上海等13座城市演出18场，以独具拉美韵律的艺术诠释拨动观众心弦。2025年9月28日是中国与古巴建交65周年纪念日，艺术家们用精彩的演出，为两国跨越山海的芭蕾情缘再启新章。
和平年代，红色的基因更需要传承。此次出演《野火春风斗古城》，我是怀着饱满的热情去创作的。从小说到电影再到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艺术形式不断变化，但礼赞英雄、铭记历史的内核没有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者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形象将代代相传。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既有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抗战文艺经典重登舞台，也有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持续上新。新创作品、新编经典如何深刻阐释伟大抗战精神，进行了哪些有益的艺术探索？本期“抗战文艺作品巡礼”，邀请创作者与专家共同讲述。
哪怕我们力图最大程度还原那段历史，最大的感受仍是：“很难想象！”——很难想象1937年那个冬天，南京城沦为怎样的人间炼狱。而这一切，距离我们不足百年。当年的幸存者如今也纷纷年届九十，他们或许已经无力诉说自己经受的残暴罪行，但记忆还在。他们是否仍被梦魇折磨？是否还会时常恐惧？
最近，根据茹志鹃同名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百合花》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由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邀请茹志鹃女儿、作家王安忆执笔改编。从笔尖到足尖，这朵纯洁的百合花，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如初。记者对话王安忆、辛丽丽，讲述《百合花》台前幕后的故事。
今天，我们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伟大时刻回望，不难发现：中国话剧观照现实的优良传统在抗战戏剧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彰显，时至今日仍是戏剧工作者文化心理、创作主题的关键内容。
2025年，适逢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这一年由横空出世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惊喜开篇，在暑期档沉淀诸多思考。面对新的技术和新的媒介，电影的语境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今天的中国电影人接续百年传统、续写时代新篇，必然要有乘风破浪的魄力与信心，必然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
科幻繁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反映，科幻的可见价值在产业，更大的无形价值在精神。经由10年来中国科幻的突飞猛进，我们可以管窥文化之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巨大能量。
1935年，在灌制《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外商老板顾虑重重。任光多次游说，终于获得录制的许可。此后，任光很快组织袁牧之、盛家伦、顾梦鹤等7位电通公司合唱组成员进行演唱录制。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一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其传播之广恰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